唐芸 王洪琦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州510405）
关键词：湿热证；岭南医学；中医药理论
岭南地处祖国的南端，其南濒临南海，北以五岭为屏障，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又由于长年受偏东或偏南暖湿气流影响，气候炎热多雨，空气湿度大。同时，岭南人多贪凉冷饮、多食鱼虾等阴柔多湿之品，好食甘脂厚腻之物，易伤脾胃，此外，长期湿热的气候环境亦易有碍脾胃的运化功能，酿成湿困脾胃的体质。正是由于岭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以及其作用于人体所形成的人群体质特点，决定该地区湿热证候的易感性与多发性。岭南人至今常饮的凉茶，主要针对岭南人湿热体质、湿热证候，反映了岭南人群湿热证候易感性的客观性。本文拟通过对有关文献进行整理，以探讨岭南湿热证候理论的源流。
1 理论基础起源于《黄帝内经》
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其形态结构、气化功能在适应客观环境的过程中会逐渐发生变异。《黄帝内经》就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应”、“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的观点，还指出五方地域特点与易患疾病的关系。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王冰注解《素问·五常政大论》时说：“东方南方人皮肤疏松腠理开，人皆食冷，故宜收宜温，使中外条达。”具体解释了南方阳气盛、多雾露、气候潮湿温热的地域性特点，南方人腠理疏松的体质特点以及地方性常见病。而且南方湿痹、热痹较北方多见［1］。
《黄帝内经》对湿热的病因病机、证治有详细的论述，认为湿热证的形成不仅与地域、气候有关，而且还与时令节气（长夏）、饮食习惯（过食肥甘）有密切关系。长夏湿气主令，气候最热，一年之中，湿热交蒸此时最甚，故常见湿热之病。《素问·奇病论》曰：“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同时指出湿邪易伤脾脏，所谓“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此外，《内经》已经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湿病治疗方法，如苦温燥湿、芳香化湿、淡渗利湿、辛温发汗、清热祛湿等治法。由此可见，秦汉时期《黄帝内经》有关湿热证的学术思想是岭南湿热证候的理论发端。彭胜权［2］探讨岭南温病学说形成的因素，认为岭南温病学说产生的理论基础源于《素问·异法方宜论》。
2 宋元时期医著阐述岭南人体质“阳燠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盛”的特点
宋代南海名医陈昭遇在《太平圣惠方》中指出“岭南土地卑湿，气候不同，夏则炎毒郁蒸，冬则温暖无雪，风湿之气易于伤人。”宋末金初医家刘完素提出“积湿生热”、“湿自热生”的论点，并详细阐述了湿与热相互转化的病理机制，“湿本土气，火热能生土湿，……湿病本不自生，因予火热怫郁，水液不能宣行，即停滞而生水湿也。凡病湿者，多自热生，而热气尚多，以为兼证，当云湿热”。
南游岭南的元代僧人释继洪非常重视气候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认为这导致岭南人的体质偏于阳气不足、阴湿偏盛，指出：“岭南既号炎方，而又濒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岭南卫生方》），较好地总结了岭南气候对人群体质影响的特点：一是炎热，热则耗气；二是潮湿，湿则碍脾，二者均与脾胃相关，湿热相搏，令人易染湿热之疾。释继洪还认为当时岭南人的生活习惯如常浴于溪、过食生冷、过度酒食等，也使人容易被外邪侵犯，或使脾阳受损，或正气耗散而为病。
元代朱丹溪强调了东南地区湿热致病的广泛性和重要性。他认为，东南地土卑弱，“湿热相火为病甚多”，“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格致余论·序》），并将湿热发病与地域气候特点、饮食习惯联系起来，治疗上主张三焦分部用药法，所创二妙散，乃治湿热经世之名方。朱丹溪特别重视体质与发病的关系，指出“肥人多湿，瘦人多火”。宋元时期的医家们对岭南地区湿热证病因病机、证治规律进行深入的探讨，指出岭南人“阳燠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盛”的体质特点，重视气候对人群体质的影响，阐述湿热相合、湿热相互转化的病理机制，从而为岭南湿热证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明清时期医者阐述岭南“凡病多火”、“多湿”、“气多上壅”
明清以来，岭南医家多推崇河间、丹溪之学，认为“凡病多火”，充分注意各种火热之象，同时基于岭南春夏淫雨、潮湿特甚、人多湿病的现象，医家们对湿热病证都作了精深的研究。
明朝吴又可《瘟疫论》中说：“南方卑湿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时有感湿者”，指出南方疠气流行时易兼夹湿邪。清朝叶天士在《温热论》和《临证指南医案》论及湿热病因时，既强调外湿的形成与地域、季节、气候、居住环境等密切相关，如“久寓南土，粤地潮湿，江南湿热之乡”、“粤地潮湿，长夏涉水，外受之湿下起”、“长夏阴雨潮湿”等，又重视内湿，如“内生之湿，必其人膏粱酒醴过度，或嗜饮茶汤太多，或食生冷瓜果及甜腻之物”，故发出“吾吴湿邪害人最广”之感叹。同时认为湿热证乃内外湿邪相合而形成，“酒客里湿素盛，外邪入里，里湿为合。”体质因素、生活习惯对湿邪的寒化热化起决定作用。“若其人色苍赤而瘦，肌肉坚结者，其体属阳。此外感湿邪必易于化热；若内生湿邪，多因膏粱酒醴，必患湿热、湿火之症。”并进一步阐述湿热的病变重心在脾胃，治疗上主张分消湿热和三焦分化法，强调肺、脾、肾、膀胱的气化作用，温热病首当祛湿，“湿不去则热不除也。”
清朝广东南海名医何梦瑶仔细观察研究岭南地理气候条件下人体病变的规律，认为“凡病多火”、“多湿”，《医碥·中湿》曰：“岭南地卑土薄，土薄则阳气易泄，人居其地，腠疏汗出，气多上壅。地卑则潮湿特盛，晨夕昏雾，春夏淫雨，人多中湿，肢体重倦，病多上脘郁闷，胸中虚烦，腰膝疼痛，腿足寒厥，”并指出岭南人“冒雨卧湿，岚瘴薰蒸，外感湿气”、“饮食之湿，脾土所生之湿本乎人，皆自内出”。因而“人多中湿”。《医碥·发热》提到“凡痛多属火”，“热生于火，火本于气，其理不外气乖与气郁两端”，这“气郁发热”正合何氏所谈及的岭南人“气多上壅”之论。“湿在天为湿气，在地为土，在人为脾胃”。何氏论述湿病病机，以内外为纲，治疗则重视脾胃，以宣壅逐湿为主，同时认为湿邪“又上中下外，无处不到”，湿热当分部位（上中下）、所系脏腑为治，随所兼寒热温凉以用药，较为系统地总结岭南湿热的病因病机和证治特点。
清朝薛生白《湿热病篇》作为湿热病证的专著，其问世使岭南湿热病证治疗有章可循，明确提出了“湿热乃阳明太阴同病也”，认为湿热病是脾胃先伤，复感湿热邪气形成，“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强调了内外合邪的特点。针对“热得湿而愈炽热，湿得热而愈横”的病理特点，在辨证治疗上强调应按三焦部位和湿热多少辨证，即“湿多热少，当三焦分治。调三焦之气，分利其湿”、“湿热俱多，……当开泄清热两法兼用”分解湿热，使其不相合。用药重视养阴保津、顾护阳气、扶阳救阴。
总之，明清岭南医学是一个大发展的年代，特别是岭南温病学说形成后，对湿热证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治疗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论述，强调岭南湿热证的多发性，指出岭南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决定了岭南之域致病邪气的特点、以及人群体质的特殊性，内外湿相合而为病，湿热病变中心在中焦脾胃，易伤阴液，强调辨证时须辨别体质（阴阳盛衰、中气虚实）和湿热轻重，治疗上遵循分消湿热的原则，运用宣上、运中、渗下的三焦分治法，同时重视恢复脾胃气机升降功能、顾护阳气和养阴保津，从而促使了岭南湿热证候理论的形成。
4 近现代岭南湿热理论的发展
随着岭南温病学说和脾胃学说的发展和研究，时至现代，湿热证的临床和实验研究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广州中医药大学温病教研室［3］运用流行病学、医学地理学等多学科方法探讨岭南温病的证治规律并作了系统的总结：岭南地区所处纬度较低，全年平均气温、绝对湿度及平均降雨量均高，且夏长冬暖，构成一个湿热总的气候特点；岭南地区人群体质以脾湿质、阳热质和气阴两虚质居多，内外相引，易病湿热；岭南温病临床证候多挟湿。岭南地区的脾胃病中以脾胃湿热证多见［4］。湿邪是岭南六淫之首，治湿是岭南医学的重要学术特点之一［5］，岭南湿邪有别于江南湿邪，其致病特点多以“外湿”为害，湿多从阳化热，火伤阴津而传变［6］，易阻遏气机，宣畅气机、顾护脾胃、分消湿热、轻清透湿、甘淡护阴为其治疗特点，用药上多用芳香轻清花、叶类药物和岭南草药。现代医家从病证结合入手对湿热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借助现代医学手段，从炎症、免疫、病毒细菌感染、代谢、基因等多环节研究湿热证的实质，多数研究结果表明，湿热证处于以较强的炎症反应为主要表现的“正盛邪实”、“邪正抗争剧烈”的病理状态［7］。动物模型实验研究方面，多采用湿热气候、高脂饮食，致病生物因子或静脉注射内毒素综合造模法建立湿热证的动物模型，为湿热证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研究思路。出于岭南人群湿热内伏的体质特点在湿热证候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个体间体质差异的遗传学基础是由DNA序列多态性构成的，随着后基因组与蛋白组学的兴起，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探讨湿热证候形成的分子基础，将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参考文献
［1］江杨清．南北地域差对辨证施治的影响［J］．中医杂志，1991，（2）：49－51．
［2］彭胜权．岭南温病学说形成和研究现状［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3，10（4）：230－231．
［3］彭胜权．岭南温病研究与临床［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110－185．
［4］程明，胡玲，劳绍贤．脾胃学说探讨［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25（3）：255－258．
［5］孔炳耀．岭南湿邪致病特点及其论治［J］．新中医，1998，30（5）：3－5．
［6］陆木兴．江南与岭南地区湿邪特性与证治差异［J］． 浙江中医杂志，2002（8）：326－327．
［7］邸若红，李永建，童谣．湿热证“正盛邪实”病机浅探［J］． 中医药学刊，2004，22（1）：106－109．
来源：《广州中医药》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