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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岭南医学发展的文化特征
2014-01-12 12:27  

肖莹

(广州中医药大学各家学说教研室  广州510407)

    摘要: 以岭南文化的多元性、实用性和创新性为依据, 试图分析岭南学发展有异于中原医学发展的地域性特点, 从而探讨岭南医学发展的特征和规律。
    主题词: 中医流派;岭南医学;文化特征
  岭南地处祖国边陲, 曾被看作化外之地, 被称为瘴疠之乡, 岭南人也被称为“蛮夷”。然而, 岭南文化正是在这片土地上采中原之精粹, 纳四海之新风, 兼收并蓄, 自成体系, 以其浓郁的岭南地域性风格, 在中华优秀文化的百花园中大放异彩。岭南医学, 则以研究生活在岭南这一特定地域中的人群的特定体质、卫生习俗及常见病、多发病为己任, 广泛应用岭南地区的医药资源进行医疗和保健, 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中一支重要的学术流派。本文以岭南文化的特征为依据, 就其对岭南医学发展的影响作一探讨。
    1  兼容开放的多元性
    岭南, 即五岭(大庚岭、骑田岭、越城岭、萌渚岭、都庞岭) 以南, 又称岭表、岭外。因五岭山峦重叠, 极大地限制了古代广东与中原的沟通, 故发轫较晚, 其文化底蕴不厚, 而岭南毕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 使之有别于具有强烈中央观念、思维定势较为封闭的内陆传统文化, 较容易地具有了一种“杂交”文化的优势。如人口南迁随之带来的中原文化; 以珠江三角洲为最早登陆点的西方文明, 都使岭南文化具有了清新而有活力的特色。
    从魏晋到南北朝, 我国中原地区多次发生战乱, 迫使人口大量南迁, 随之带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科学文化, 岭南得到第一次较大的开发。医学史上也首次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人物[1],如开创我国脚气病防治学的先驱支法存; 同样善治脚气病的仰道人;原籍江苏, 而载誉于岭南, 著有名著《肘后备急方》的葛洪, 以及其妻, 擅长灸治的鲍姑。明清两代, 广东逐步形成了一些工商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通海、通商。到了18 世纪上半叶, 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贩卖鸦片毒品, 广东的政治经济地位日益提高, 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学者医家,从中原、江浙等地南下岭南,如康熙进士惠士奇、道光举人陈沣、著名骨伤科名家管镇乾等[1]。而广东本地亦崛起了一大批立志革新的仁人智士, 我国近代史上政治改革和变法维新的发动者几乎全是广东人。在与内地医学文化的交流中, 岭南医家敏锐地意识到,江浙名医创立的温病学说, 与岭南的气候特点、常见病多发病相适应; 而易水、温补学派对脾胃的阐发和论治, 又适合岭南人的体质特点, 由此, 在温病学和脾胃学说方面进行了较充分的继承和发扬, 以致明清以后,在岭南涌现了许多著名的温病学家和善于调治脾胃的大家。乃至今日, 温病学和脾胃学的研究和发展仍然走在了许多学科的前头。
  岭南作为西洋医学大量传入我国的第一个门户, 其医学界所受到的冲击也是最早的, 而岭南人对待这一冲击所采取的态度却令人刮目。首先, 以邱火喜推行并用中医理论解释英国医生琴纳所发明的牛痘术为开端,岭南出现了一批致力于中西汇通, 发展中医的有志医家。就在王清任《医林改错》被医界斥为“离经叛道”的同时, 广东新会的陈定泰在其《医谈传真》中, 系统地引用了西医解剖知识; 其孙陈珍阁在比较了中医与西医的人体脏腑结构图的基础上, 为求其确,于1886 年远涉南洋新加坡英国皇家大医院考察3年, 把人体解剖学放在了学医的首位, 并在其著作《医纲总枢》中大量引用了西医对临床疾病的认识, 中西医理互参; 南海佛山的朱沛文同样“兼谈华洋医书, 并往洋医院亲验真形脏腑”[2], 从生理、病理、临证等多个方面对中西医学进行比较研究,而对于中西医之取舍, 他主张“各有是非,不能偏主, 有宜从华者, 有宜从洋者”[2],胸襟何等开阔。
    本世纪80 年代以来, 广东又一次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优越的地理环境, 站在了改革开放的前沿, 随着对内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 岭南医界牢牢抓住了这一发展的契机, 利用毗邻港澳、海外华侨众多、科技信息灵通的优势, 逐步建立起了内外学术交流的网络, 不断引进境外的先进医疗技术, 同时亦促进了中医的走向世界。
    在南迁及海外医学涌入的过程中, 岭南医学界表现了博大的气魄, 兼容并蓄, 为我所用, 从而使岭南医学逐步发展成为祖国医学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2  务实致用的实用性
    岭南的气候环境和地理位置, 影响和铸就了岭南人务实精明, 关注生活内涵的品格, 孔子说: “南者生育之乡, 北者杀伐之地。”岭南人把大多的心思都用在了如何适应自然、改善个人的生存条件上。而与追求贵族气质、超凡脱俗、哲理风格的中原文化有所不同的是, 岭南文化更倾向于一种原生型的, 非正统的世俗文化、市民文化。
    岭南医学一直以务实致用著称,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重视南药的开发利用。早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就记载了120多种岭南的常用草药; 清代广东番禺的医药学家何克谏的《生草药性备要》载药310种, 总结了其以前岭南医家运用草药的经验, 奠定了清代以后岭南草药学发展的基础[1] ;广东新会赵寅谷的《本草求原》共载药962种,集中药、草药于一炉;南海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收集岭南草药606种; 东莞胡真的《山草药指南》则把岭南草药按人体部位、临床病证进行分类; 直至现代由广东省26个单位, 52 名专家、教授、学者共同编写的《广东中药志》都无不体现了岭南医学界对医药实用价值的重视。《山草药指南·弁言》道: “此等药物, 世人谓之山草药。深居穷乡僻壤之人, 偶染风寒、暑湿, 多到山野间, 自行选药, 多有药到春回, 霍然全愈, 往往一二味, 应验如神, 令人不可思议”。
    岭南地区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河流纵横, 动植物资源丰富, 有着许多中原缺少的品类。据1983年10月以及1987 年5 月广东省(包括海南岛) 普查的结果表明, 共有中药资源2 645 种, 其中植物2 500种, 药用动物120种, 药用矿物25种, 占全国中药资源的五分之一[3]。同时, 岭南极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使岭南人极尽其所能, 把一切可用于医疗或食疗的东西都用于为人们的健康和生存服务。如花类药的运用就颇为独到, 岭南名医大多善以花入药, 花类药的品种多达30余种, 且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如菊花、葛花、鸡蛋花、鸡冠花、莲花、水翁花、龙船花、狗牙花、求仔花、凤仙花、霸王花、一叶一枝花、七叶一枝花、茉莉花、金银花、玫瑰花、腊梅花、木棉花、橘红花、南豆花、刀豆花、夜香花、辛夷花、槟榔花等, 一直盛行至今。而丰富多彩的广东凉茶更是以其简、便、验、廉、独树一帜而享誉海内外, 并在岭南人的卫生保健、防病治病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3  朴素直观的创新性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有尘埃?”南华寺六祖慧能一个土生土长的岭南人, 目不识丁, 以其直观朴素的“顿悟”这一典型的岭南人的认知方式,摆脱了“知识障”的束缚, 在学习了佛教之后, 对佛学作出了精深的开拓, 创立和发展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学。岭南教育相对落后, 总体人文素质不高, 传统思想沉淀不深, 不善于高谈阔论和精深的思辩, 同时却也因此而少了传统的羁绊, 易于不断地推陈致新。
    岭南医学与中原医学一脉相承, 但岭南医家在医疗实践中体会到南方环境有异于中原, 体质疾病有所不同, 他们不随意盲从,而主张治法的因地制宜。《岭南卫生方》序曰: “比至岭南, 见外方至者, 病不虚曰,虽居民亦鲜有不病者。因思岭以外号炎方,又濒海, 气常燠而地多湿, 与中州异。气燠故阳常泄, 而患不降; 地湿故阳常盛, 而患不升。业医者, 苟不察粤地山川窍发之异,有以夺阴阳运历之变, 而徒治以中州常法,鲜有不失者。”故岭南医家大多摒弃浮夸的学风, 而立足于本地, 十分重视岭南地区的特殊疾病、常见病和多发病。如葛洪, 通过对脚气病的分布和对恙蠕(沙虱) 的形态、生态、感染途径、典型症状的观察, 最早报告了脚气病的流行病学特征, 并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发现恙虫和报告恙虫病的医家; 释继洪不拘泥于前人治瘴之发汗、清凉、泻下三法, 而提出宜“正气散”、“和解散”、“六和汤”之温中固下、和解正气, 其精辟的论述较吴又可《温疫论》早三百多年, 真可谓是一大创举; 岭南许多著名的温病学家从岭南的气候环境、人群体质、疾病特点中悟出岭南温病大多兼郁、兼湿、兼虚, 故在治疗上无不突出了辛透清气、和解祛湿、益气生津的岭南特色。
    总之, 岭南医学的发展无不打下了岭南地区自然生态、社会文化环境和心理思维特征的烙印。岭南医学要发展, 就应大力倡导岭南文化中的“杂交”优势, 弘扬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精神。一方面, 充分利用高层次“新客家”们带来的中原精英文化和国外的高新科学技术, 取他人之长而融于己,提高自身素质, 加强卓越意识, 努力将岭南医学从地域医学中的非主流层次提升到主流医学的层次; 另一方面, 积极促进中外交流, 尤其利用亚太、非洲等地区的地理、体质特点, 以及岭南海外华侨众多的优势, 开发南药资源, 拓展海外市场, 从而使岭南医学能突破地域的限制。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要“立足中国现实, 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那么, 在中医药备受世界瞩目和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为适应更高层次发展的需要, 岭南医学就必须坚持中医特色、岭南特色和跨世纪特色,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刘小斌. 广东中医育英才. 广东: 广东省卫生厅中医处, 1988. 7 , 12 , 14
    [2]朱沛文. 华洋脏象约纂. 首刻本. 广东佛山, 光绪十九年癸已(1893 年)
    [3]彭胜权. 发挥岭南医学优势提高中医学术水平.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6 , 13 (1) : 1

来源:《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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