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春娟 陈荣 裴丽 刘少芸 罗嫔
摘要：目的：探讨我国重要地方学术流派旴江医学的针灸学术思想。方法：选择席弘、陈自明、危亦林、龚廷贤、龚居中、李梴、黄宫绣七位著名旴江医家，通过他们的代表作原文的研究，剖析其针灸学术思想及其对针灸学的贡献。结果：旴江针灸各家各有特点，富有经验，某些医家特别着重于灸疗，弥补了当时“重针轻灸”的不足；席弘针灸思想独树一帜，形成了我国著名的针灸学派——“席弘学派”；李梴《医学入门》针灸原文被杨继洲《针灸大成》收录，并命名为“南丰李氏补泻”。结论：旴江医学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旴江医家针灸学术具有特色，是我国针灸学的可贵瑰宝。现代中医工作者应当努力发掘，继承发扬。
关键词：旴江医学；江西；席弘；陈自明；危亦林；针灸学；学术思想
针灸学源远流长，是祖国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自《黄帝内经》特别是《灵枢》肇始，历代医家对针灸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江西自宋代开始，在针灸界崭露头角，出现了以席弘为代表的江西针灸流派，独树一帜，为针灸学做出了贡献[1]。此后，以“才子之乡”而闻名的旴江流域又涌现了一批学术活跃，有的甚至有深远国际影响的旴江医家，同样为针灸学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1 旴江医学流派及旴江医家
中医地方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为促进中医学术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江西省旴江（现名抚河）流域，历代名医辈出，在江西古代十大名医中，旴江医家占八位，从宋以来各县有传略可考的医家有350多人，医学著作有100余部。形成了以我国中医妇科的奠基人陈自明、在当时具有骨伤科学国际领先水平的危亦林为代表的名医圈，形成了一支独秀的“旴江医学”。旴江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我国中医药学发展以及对日本、朝鲜等国医药发展均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医林状元”龚廷贤不仅医术高明，著作颇丰，而且对日本汉方医学影响重大，他的著作《万病回春》被奉为后世派的经典，先后在日刊出18次，其载方成为汉方中除《伤寒论》外唯一可法定使用的医方。龚居中所著《红炉点雪》是我国第一部理论与临床紧密结合的痨瘵（结核病）治疗专书。李梴所著的《医学入门》以歌赋形式为正文，旁注为补充说明，曾传到越南，被后世医家视为一部医学入门之作，又是一部医学全书。黄宫绣是我国清代一位著名的医学家，特别注重实践，探求真理，故其著作，概以“求真”冠名，如《医学求真录》、《脉理求真》、《本草求真》；这种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为后学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喻嘉言《医门法律》、《寓意草》、《尚论篇》均为有影响之作。《谢映庐医案》理论与治验俱佳，被视为清代医案中之珍品。吁江名医不胜枚举。为此，深入研究、挖掘“旴江医学”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对于继承发扬中医药遗产，造福人类健康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重视的是的是，旴江医家在针灸方面的成就也引人瞩目，在中外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
2 旴江医家针灸学术思想撷菁
2.1 席弘 席弘是南宋江西针灸学派的领军人物。席弘和他的传人席宏达、席灵阳、席玄虚等一脉相承，形成卓有影响的“席弘学派”。席弘学派是我国针灸学中的一支重要地方学术流派。关于席弘的针灸学术思想，可以从现存的《席弘赋》、《补泻雪心歌》、《天元太乙歌》，特别是《神应经》中反映出来[2]。《席弘赋》共论述病证50余种，共用腧穴100余穴次。席氏在选穴上善用经脉起止穴，歌赋中所使用的经脉起、止穴共有7个，其中如“鸠尾能治五般痫，若下涌泉人不死”；治疗脏腑病多选取俞募穴和五输穴，如“倘若膀胱气未散，更宜三里穴中寻”；治疗五官疾病常用局部取穴与循经取穴法配合治疗，如“睛明治眼未效时，合谷光明安可缺”；并充分运用循经取穴法、上病下取法、下病上取法、特定穴相配法及局部取穴法等治疗各科疾病和疑难病症收到了良好的疗效，且善于总结临床治疗的实践经验，传授于后人，如赋中云：“胃中有积刺璇玑，三里功多人不知……小肠气撮痛连脐，速泻阴交莫在迟。良久涌泉针取气，此中玄妙少人知”等。在针刺方面，席氏非常重视用针手法，采用综合补泻针法，其内容包括左右手捻针分左右法、呼吸、提插、迎随、搓弹、开阖等各种针法[1]。《席弘赋》曰：“凡欲行针须审穴，要明补泻迎随诀，胸背左右不相同，呼吸阴阳男女别。”“补自卯南转针高，泻从卯北莫辞劳。”“左右捻针寻子午，抽气行气自迢迢。”在理论上将左右转针与子午、顺逆、龙虎、阴阳等概念结合起来。此外，他尚善用烧针针法，据《席弘赋》记载，治疗冷风冷痹、膝痛、便秘均采用烧针针法。如：“最是阳陵泉一穴，膝间疼痛用针烧……冷风冷痹疾难愈，环跳腰间针与烧……大便闭涩大敦烧。”
2.2 陈自明 南宋陈自明精通妇科和外科，代表作为《妇人大全良方》和《外科精要》。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陈氏非常重视整体治疗，大力提倡针刺、艾灸、洗涤、敷贴等外治法，称之谓“随病浅深，内外施治，不可迟缓”[3]。尤其在治疗外科疾患时，大都采用针灸与药物并用，认为“内服汤药把定脏腑”，而“外施针灸，以泄毒气”，并强调应尽早应用针灸。如提出：“疮疡之症……苟或毒气郁结，瘀血凝滞，轻者药可解散，重者药无全功，是以灼艾之功为大。”[3]对于痈疽的治疗，他“导之以针石，灼之以艾炷，破毒溃坚，各遵成法，以平为期”[3]。由此可见，陈氏是针药并重的。陈氏还提到，痈疽不论早期或后期，脓未成或脓已成，未溃或己溃，均可用灸法进行治疗。其灸治方法各一，有艾性直接灸、隔蒜灸、隔药蒜饼灸、隔净土饼灸、隔豆豉饼灸、骑竹马灸法以及灸足三里、气海、热腑穴(即风门穴)等。纠正了当时认为艾灸火热太过的错误思想，指出“痈疽初作，便宜灼艾”[3]。他根据痈疽发病的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等选用不同的灸法。在妇科针刺方面，陈氏也补充了刺期门的手法：“下针让病人吸五吸，停针良久，徐徐出针。”[4]并指出：“凡针期门穴，必泻勿补。肥人二寸，瘦人寸半也。”[4]陈自明的针灸学术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代薛己校注的《外科精要》、《妇人良方大全》其按语和所附医案中很多陈氏的针灸治验。汪机《外科理例》引述了《外科精要》的论述和灸治法。熊宗立《外科精要补遗》、汪机《外科精要发挥》等，都继承和发展了陈自明的针灸学术思想。
2.3 危亦林 元代危亦林伤科名著《世医得效方》也重视外治法，尤为着重针灸疗法。全书大、小、风、产、眼、口齿、咽喉、正骨、疮肿等九科276症，其中有56个病症采用针灸疗法，取穴少而精，刺灸方法亦均随文附述。并且灸重于针，约占十分之八。其中应用于急性热病、时令病以及惊、厥、损伤等属于急危重证占十分之七，治症十分广泛。采用针灸治疗的56个病症，用穴104个，其中经外奇穴6个，随症用阿是穴27个。每一病症大多仅用一至二个穴位，每一穴名后附述其位置和取穴法。在叙述主症主穴之次，随症加减之穴，也只一至二个而已，配伍甚为精当。危氏亦提倡刮痧疗法，即用绳擦出来的皮肤紫点，后世称之“出痧”。《世医得效方》对绳擦法做了改进：“治沙证，但用苎麻蘸水于颈项、两肘臂、两膝腕等处戛掠，见得血凝皮肤中，红点如粟粒状，然后盖覆衣被，吃少粥汤，或清油生葱茶，得汗即愈。此皆使皮肤腠理开发郁利，诚不药之良法也。”[5]
2.4 龚廷贤 明代龚廷贤一生医著颇多，《万病回春》、《寿世保元》为其代表作。其中涉针灸的内容，针刺疗法并不多用，只有少数急救时用之，而灸法占十之八九。《寿世保元》中有专篇论灸疗，详述灸治注意事项，次叙取穴，继述诸病灸法，撷取众长，融会贯通，条理清晰，见解独到，堪为临床医家参考、运用。并强调：“灸法虽有劫病之功，但取其素所试验者集为一处。凡病有宜灸者，可依法灸之，必奏效矣。”[6]龚氏不仅收集了诸多的灸疗方案，内容十分丰富，贯穿于各科病证治疗中，且对灸后护理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如《寿世保元》所载“灸疮之护理方法”与“晕灸的处理”的诸多内容皆为前人所未论；“益府秘传太乙真人熏脐法”，此方能补诸虚祛百病，益寿延年。在《万病回春•补益》节载“彭祖小接命熏脐秘方”详述施灸方法、目的、应用药物、作用机理、主治病症、灸后反应等。此法主要功能是延缓衰老、却病延年，因灸脐能保护形躯、壮固根蒂、温通经络之故。《万病回春》凡例中载有：“灸法余取素所经验者，附于方末，以便采用。其未试者姑已之。”[7]表明书中收集的灸法，并非只是文献抄录，而均已验证。龚氏在临症时常以灸法回阳救急，如其所云“脏寒虚脱者，治以灸焫也。”[7]《万病回春》中载有用灸法救治卒中、暴厥、中寒、霍乱已死、阴症腹痛等急症，可见龚氏善用灸法于急症救治。
2.5 龚居中 明代龚居中《红炉点雪》是一本肺痨证治专著，但龚氏一反痨病禁灸的惯例，不仅用灸，在该书卷四用了一半篇幅专论灸法，对灸法要点阐述无遗。书中对痨瘵以水亏火炽金伤立论，提出益水清金降火的治疗原则，然而他极力提倡灸法，认为：“痰病得火而解者，以热则气行，津液流通故也。”[8]。书中还说：“灸法去病之功，难以枚举。凡寒热虚实，轻重远近，无往不宜。”[8]这些见解尤为精到，把灸法治病的范围扩大到一切虚实寒热之证，突破了灸法禁治热证及阴虚患者等，是长期临床实践的经验结晶，并运用中医学理论述前人所可见他对灸治热病的推行及扩展灸的治疗范围，功不可没。同时，龚氏对灸治的剂量比较重视，提出要按照病情、体质、灸治部位的不同，巧妙适度地掌握艾炷的太小、灸壮的多少，做到既不过灸以免损气伤阴，又要灸满灸足以免邪气滞留，正气不复。他对灸的定位、取穴注重准确。龚氏在该卷《论点穴》中强调：“凡点穴法，皆要平正，四体无使歪斜，灸时恐穴不正，徒坏好肉尔。若坐点则坐灸，卧点则卧灸，立点则立灸。反此，一动则不得真穴矣。”[8]
2.6 李梴 明代李梴《医学入门》对针灸学术颇多独特见解，特别是其“杂病穴法歌”及专论刺法补泻的“南丰李氏补泻”，流传甚广，影响颇大[2]。书中倡导的取穴应精简，列出“治病要穴”与“治病奇穴”两节，并对引出的常用穴位的作用及主治病症作了载述。其《杂病穴法歌》中，载述的89个病症，88则配穴处方，用穴81个，其中属头面部胸腹的腧穴仅7个，大量应用了本部、根部穴、下合穴和十六郄穴。在歌诀中明确注明下部穴用泻法的有18处之多，均反映了李氏“上补下泻”刺法经验。李梴营卫补泻法是在营卫深浅取气的基础上，融入迎随经脉的针尖方向而构成。书中称：“补则从卫取气，宜轻浅而针，从其卫气随之于后，而济益其虚也；泻则从营弃置其气，宜重深而刺，取其营气迎之于前，而泻夺其实也。然补之不可使太实，泻之不可使反虚，皆欲以平为期耳。又男子轻按其穴而浅刺之，以候卫气之分；女子重按其穴而深刺之，以候荣气之分。”[9]李氏刺分迎随、异穴补泻和多元开穴说，丰富和发展了针灸学的理论和方法。书中提到 “每日一身周流注六十六穴，每时周流五穴”（除六原穴过经）的开穴方法。而呼吸补泻法强调自然呼吸与着意呼吸相结合，在入针、出针时，令病者着意呼吸；在转针时，根据病人的呼吸细致地捻转针体。
对于灸法，《医学入门》指出：“病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9]明确艾灸的功效为：“虚者灸之，使火气以助元阳也；实者灸之，使实邪随火气而发散也；寒者灸之，使其气复温也；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火就燥之义也。”[9]重视温灸以保元气，如对炼脐法的作用中提出：“人常依法熏蒸，则荣卫调和，安定魂魄，寒暑不侵，身体可健，其中有神妙也……凡用此灸，则百病顿除，益气延年。”[9]而对痈疽的灸治提出尽可能在发病初期，7日后则不宜灸治的原则。
2.7 黄宫绣 清代黄宫绣《脉理求真》虽专门论述脉诊，但亦不乏针灸探讨。书中云：“若脏气安和，经脉调畅，八脉不形。”[10]黄宫绣对于奇经病变有较多探讨，认为一般病情急重、病状剧烈，变化较多较快，可从奇经论治。所以强调：“凡此八脉，每遇五痫七疝、项背强、发歇不时、内外无定之症，刚劲不伦、殊异寻常之脉，当于奇经中求之。”[10]还指出临床确认奇脉之后，有利于及时正确地确立治疗原则：“用针用灸，则奇经之病，必求奇经之穴以治之。”[11]均为针灸临床之心得体会。
3 重视旴江针灸学术的继承和发扬
抚河人杰地灵，旴江医学是我国重要地方学术流派，不仅对我国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如明代名医龚廷贤医学著作多达近20本，堪称我国古代最多著作的医家。其《万病回春》现国内有21种明清刻本有馆藏；《寿世保元》现国内多达63种明清刻本被收藏，另有日本正保二年乙酉（1645）风月宗知影刻本在国内书馆收藏[12]。危亦林《世医得效方》、李梴《医学入门》及龚廷贤《万病回春》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多次出版。旴江医学薪火相传，造就了大批包括针灸精英在内的历代著名医家。值得一提的是，现代著名针灸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国针灸》杂志创办者鲁之俊先生便是江西抚河流域黎川县籍人氏。
旴江医学及江西针灸学术的产生和昌盛，是有其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的。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的故乡就在吁江流域。他在积极推进政治变法的同时也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医药药政和医药人才培养制度的改革[13]，为旴江医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南宋大量中原人群的南迁，为旴江流域注入了活力。针灸名家席弘属于地道南迁的客家人，不仅为江西针灸学派的形成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并为江西针灸人才培养竭尽全力，于是独树一帜的我国针灸学派——“席弘学派”应运而生。旴江流域自古称为“才子之乡”。唐代王勃《滕王阁序》曾有“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的名句。唐宋文学八大家有王安石、曾巩两家出自江西临川地区。浓厚的文化氛围为医学人才地形成创造了良好条件。旴江医家谢星焕的《谢映庐医案》被称为清代医文并茂之作，即源于其文化根底。
旴江医家在临床各科卓有建树，针灸学术是他们的重要方面。上述旴江针灸各家各有特点，学验俱丰。其中陈自明、危亦林、龚廷贤、龚居中特别着重于灸疗，这对于当时重针轻灸的弊端有所纠偏。李梴在《医学入门》对针灸慧眼独具，富有经验。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对《医学入门》的原文进行了收录，称之为“南丰李氏补泻”。由此可见旴江针灸学术在国内外影响之一斑。旴江医家针灸学术博大精深，是我国针灸学的瑰宝。现代中医工作者应当形成共识，努力发掘，对旴江流派的针灸学术思想和临床验认真总结，继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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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时珍国医国药》2013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