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儒而通医大家辈出
旴江流域，素有“才子之乡”和“医学之乡”美誉，既是儒学的传播中心又是医学的传播中心。儒医相通，很多儒学大家兼通医学，而医学大家又是饱学之士。如大哲王安石和陆九渊，既是“荆公新学”“陆王心学”的的创始人又是医学大家。仕人以通医为荣，崇尚“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涌现出众多儒医大家，以儒通医、儒医相通、弃儒从医、先儒后医者众，如王安石、刘敞、半侯、袁燮、释戒明、释道振、全自明、易安宁、谭师一、程炯、陆贺、陆九渊、陆久叙、陆游、危云仙、危子美、危碧崖、危熙载、刘三点、陈医、周民、周后游、刘什景、刘医博、黎民寿、傅常、黄彦远、吴曾、陈自明、席弘、席灵阳、席玄虚、席洞玄、李駉、李浩、晏传正、周与权、揭伯徽、徐梦莘、侯逢丙、侯登、慈济、张迪成、严三点、陈景元、胡以逊、李医、王医、余明可、姚谷清、姚鑑溪、释道清、释献可、释志宁、释师圣、释德显、释幼聪、释复济等58人，谱写了一幅璀璨的“儒人达医”的群芳谱，光耀中华。
1.1以儒通医大家多为既重儒学治世又重医学济人的名仕，著名者有：北宋丞相王安石（1021~1086年），临川人，精研诸经创“荆公新学”，熟读岐黄精通医学。《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自云：“自诸子百家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无所不读”。《证治准绳•类方》中收载有荆公(王安石)妙香散方遗馈后世。王氏注重改革，推行新法，改革太医局和医学教育，加强医政、药政及医学教育管理，设立医学十三科，提倡“儒人达医”，开辟了一条“医而优则仕”道路，亦促进了家乡医学的发展。[7~9]名儒刘敞（1019~1068年），清江樟树人，庆历六年进士，学问渊博，官至集贤院学士，以儒通医，医药造诣颇深。欧阳修在《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中称刘敞“于学博，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樟树中医药发展简史》称刘敞是清江樟树医药史上最早研究医籍方药的学者。[11]建昌（今南城）太守半后侯，名有俊，字宅之，北宋四明人，儒医相通，精岐黄术，创建昌军药局，促进了旴江药业建昌帮的兴起和发展。[12，13]高道陈景元，南城人，约生活在北宋中晚期，由儒悟道，一生读书不倦，宋神宗闻其名，召对天章阁，任他为副道篆，赐号“真靖先生”；后辞职南归，隐居庐山修行，他将儒书、道经、医录分类藏于专室，分别为求学者讲授，使从学者无不得其学以归，王圭、王安石等名流与之交往甚多，撰有《灵宝度人经注》《道法经注》《高士传》等。[13]南宋名儒袁燮（1144~1224年），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儒而通医，官至礼部侍郎。嘉定时知江州，改提举江西常平、权知隆兴（今南昌），详知旴江医药，撰《建昌军药局记》，记叙了宋代旴江建昌（今南城）药业发展的状况，赞颂了建昌太守半候创建军药局的功绩。[12，13]名儒程炯，应天府宁陵人，约南宋乾道九年在世，以儒通医，孝宗时知隆兴府进贤县，在进贤县任上撰《医经正本书》，专以考辨，考唐朝及本朝医政，辨伤寒温病热病并无传染之理等。[14]名儒陆贺（？~1162年），金溪人，出生儒门望族，先祖希声为唐昭宗时宰相，以儒通医，擅“医病”，因家道中落而经营医药和教书授学。[9，15，16]理学大哲陆九渊（1139~1193年），金溪人，陆贺之六子，开创“心学”；他传承家学，既饱读诸经又熟谙岐黄，知医精医，善以疗疾之理阐国政治理和修身治学，曾在朝中提出：任贤、使能、赏功、罚罪是医国“四君子汤”，倍受孝宗皇帝的赞许；陆氏和临安擅长医学的高僧清长交往甚密，他的著作中常反映了其浓厚的医药情怀，《陆九渊集·卷七·与包显道（四）》云：“天下事固有易言者，有难言者，有易辩者，有难辩者。人之病有易医者，有难医者，非必不可医，为其病奇怪，非如平常在表当汗，在里当下，可执常方而治之耳。”他也常常协助二哥陆久叙经营自家药铺以维持家族生计。[9，15，16]文学家越州山阴陆游（1125~1210年），以儒通医，淳熙年间于抚州出任江西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在抚州将其收集的上百种医药方书精选撰成《陆氏续集验方》交江西仓司刻印。[9]
1.2 儒医相通大家多为既习岐黄医术又重儒学修为的名医，著名者有：高僧释戒明，宜黄人，宜黄石䂬寺住持，约北宋仁宗时在世，儒而悟禅，精通医术，据《临川文化史•宗教的传入和影响》记载：“戒明……曾揭榜治好了仁宗皇后的恶疾，帝后喜之，收为义子，赐封‘国师’，他谢辞不受，扣头请求返寺修行，皇帝和皇后都为之感动，特赐给他宜黄县一年的粮赋以为石䂬寺建寺之用，并赠‘赞僧诗’一首，御笔亲书‘江南第一名山，石䂬义泉古寺’监匾一块以送。”[17]高道全自明，抚州招仙观观主，约生活在北宋初期，儒而修道，擅医术，传道施医于地方，为民称颂，王安石《临川文集卷·八十三》中有《抚州招仙观记》以纪之。[5]高道易安宁，临川人，约北宋政和年间在世，儒而修道，擅医术，善祷祝，常救治民众灾疫，政和年间在临川灵谷峰建观，请于朝获赐“隐真观”观名。[18]高道谭师一，宋时清江樟树人，修真于阁皂山，由儒而道，擅医术，远近闻名。[9]名医李医、王医，临川人，约生活在北宋末，儒有仁德，“医道大行”，重义轻利，以病人为重，一心救护，不计名利，流芳千古。[10，19]名儒黄彦远，金溪人，约生活在北宋末至南宋初，宣和二年任平江府教授，博学多识，以儒通医，撰《运气要览》。[17]医学教谕陈自明（约1190~1271年），临川人，出生世医之家，学养厚重，曾任建康府明道院医学教授，他苦于前代妇科、外科诸书过于简略方论欠全及临床难以为据，故遍行东南寻访名医及文献，采众家之长附以家传经验撰成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妇产科和外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外科精要》，以及《管见大全良方》《诊脉要诀》。[17]针灸学家席弘，又名席横，临川人，约生活在南宋末，先祖宫廷太医，针效如神，撰《席横家针灸书》《席弘赋》等，席氏针灸医门从宋迄明下传十二代，后世私淑者众。[17]名医傅常，宋时南城人，曾任澧阳教授，儒而通医，撰《产乳备要》。[20]医学家李浩，字德远，其先世自南城迁临川，南宋人，儒而通医，撰《伤寒钤法》。[20]脉学大家严三点，宋时豫章人，医儒相通，精于脉诊，撰《脉法撮要》，《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赞曰：“江西有善医，号严三点者，以三点指间知六脉之受病，世以为奇，以此得名。”[20，21]名医晏传正，宋时临川人，儒而通医，撰《明效方》。[20]名医周与权，宋时临川人，儒而通医，尝订《难经》，撰《难经辨证释疑》。[20]名医揭伯徽，宋时丰城人，儒而通医，撰《喝药说》。[20]危子美，南宋南丰人，危云仙之子，医儒相通，传承家业，又传临江（今清江）刘三点和黎川陈医之妇科及杭州田马奇骨伤科。[3，22]危碧崖（？~？），南宋南丰人，危子美之子，医儒相通，传承家业，又传黎川周民小儿科。[3，22]危熙载，南宋南丰人，危碧崖之子，元代名医危亦林之伯父，医儒相通，传承家业，又传福建程光明眼科及南城周后游肺痨病。[3，22]刘三点，南宋临江（今清江）人，医儒相通，擅妇科，危子美之师。[3，22]陈医，南宋黎川人，医儒相通，擅妇科，危子美之师。[22]周民，南宋黎川人，医儒相通，擅小儿科，危碧崖之师。[22]周后游，南宋南城人，医儒相通，擅治肺痨病，危熙载之师。[3，22]名医刘什景，南宋抚州人，学广多识，以所创药食兼优验方“什景莲子汤”医治广昌王大鹏急症，由此广昌有“什景莲子汤”名肴流传至今。 [23]儒医刘医博，北宋南丰人，医术精湛，于庆历年间医治名儒曾巩“肺病”。[24]
1.3弃儒从医大家多为先习儒业未果后改事医学的名医，著名者有：名医黎民寿，南城人，约南宋景定年间在世，初习儒业未能得志科第，因感伤民众之疾苦，故弃儒从医，广搜良方，撰《黎居士简易方论》《辑方》《决脉精要》《断病提纲》《广成先生玉函经解》，其中《黎居士简易辑方论》《辑方》后流传日本。[13]名医危云仙，祖籍抚州临川，后迁南丰，南宋时人，早年游学东京，遇董奉二十五世孙董京而弃儒学医，下传五世；五世孙危亦林撰《世医得效方》，将危门医术流传至今。[22]名医李駉，临川人，约南宋咸淳年间在世，儒而通医，因见古医书文字深奥，庸医妄用药饵，误害性命，于是专事医学，研探《难经》《脉经》等医经，详加注释，撰成《黄帝八十一难经纂图句解》《脉诀集解》《脉髓》《脉歌》等，见解独到。[20]名医胡以逊，宋时崇仁人，由儒而仕，精于医学，后辞官不仕，专于著述，尤对医学列论详明。[23]儒士陆久叙，南宋金溪人，出生于儒门，陆贺之次子，传承家学，以儒通医，为中兴家业而弃儒从事医药，专营先世所传药铺以诊疾售药。[15，16]名医姚谷清、姚鑑溪，约生活在南宋末，儒而通医，不意仕途，专事医药及商贸，为南昌姚氏姚湾及斗门始祖，下传至今，绵远不绝；由此姚氏医门后裔，多以医药扬名。[3]著名医药家侯逢丙（1216~1290），出身儒门，祖籍开封，随父迁徙江西，最后定居清江樟树，儒而通医药，绝意仕进，坚意以医药济人，创樟树“侯逢丙药店”，奠樟树“设肆制药”之基。[11]医药家侯登，清江樟树人，侯逢丙之子，约生活在南宋末至元初，儒而通医药，不意仕途，承父医药事业，光大父业。[11]
1.4 先儒后医大家多为早习儒业后专修医学的名医，著名者：有史学家徐梦莘（1123~1205年），清江人，绍兴二十四年登进士第，先因感靖康之乱而研究宋金史，后因感黎民疾苦而专研医学，撰《集医录》，是书集历代医家重要医案并兼及自己从医心得。[11]高僧慈济，宋时丹阳普宁寺住持，由儒入禅，后精医术，曾来樟树修行，弘法施医，留有急救名药——参茸黑锡丸方传世，至今参茸黑锡丸仍是樟树的名牌产品。[3，11]名医张迪成，清江人，约北宋景祐年间在世，饱学之士，博古通今，后究习歧黄，声溢杏林。[11]名仕吴曾，约孝宗隆兴年间在世，崇仁人，饱儒之仕，值金兵南侵，肄业太学，任金州知州时，因官僚排挤中伤而辞官归家，后潜心医学，以济世为怀，博采古医方药撰《医学方书》。[25]名医余明可，南城人，约生活在南宋末至元初，先精易学，后研医理，因医术精湛被誉“为一时医中之最”，授予“医学正”；名儒程矩夫为其药室书提“麓泉”匾额，名儒吴澄亦为此专作了《麓泉记》详记其事。[13]高僧释道振，临江（今清江）人，约生活在北宋早期，由儒入禅，后精医术，《江西宗教志》记载：释道振在临江府东山永寿禅院住持时，“道行精卓，擅以‘白龙丸’对治痨瘵，活人无数，名声远及京师，宋太宗御制《问禅歌》三章赐之，并敕‘空寂大师’之号。”[26]高僧释道清，俗姓王，南宋时泸溪（今资溪）人，由儒入禅，后精医术，《江西宗教志》记载：“释道清……广弘戒律，又精于医道，嘉定年间（1208~1224）获赐‘慈济大师’之号；释道清传徒献可，献可传志宁，宁传师圣，圣传德显，显传幼聪，聪传复济；七世相传，‘平居诵习师说，不惑异端’，‘道心信’，‘施益广，医益圣’。”[26]
2儒医特色与创新
旴江流域，文化之邦，大哲继起，儒医辈出，德艺双馨，著述沛然，学说纷呈，特色鲜明，创新不断，善于传承勇于创新是旴江文化和医学的精髓。旴江医学，传承创新不绝，正如旴江名儒大哲王安石所云：“总把新桃换旧符”。
2.1 崇儒尚医，代有传承旴江流域，宋时仕人以通医为荣，崇尚“不为良相，当为良医”，遵行诗书传家、医学传世。譬如：
金溪陆贺，出身于一个九世同居、阖门百口的儒门望族，先祖陆希声曾在唐昭宗时任宰相，五代末因避战乱迁居金溪青田，经数代变迁虽繁华不在，陆氏仍然坚持理法治家，崇儒尚医，开设塾馆、药铺，以经营医药、诊病问疾及教书授学使家道中兴；并且益修礼学，以纲纪治家因而有“三代威仪”显世。陆贺生有六子，六子陆九渊、四子陆九韶及五子陆九龄皆以学闻名而有“三陆子之学”赞誉，二子陆久叙继承祖业专事医药，使家业大兴，维护了家族聚居之盛，确保了诸兄弟四方游学之资，使家族有大哲叠出。金溪陆氏家族，历经二百多年仍保有宗族义居之大家风范，“以学行为里人所宗”。淳祐二年，理宗皇帝特为之旌表：“青田陆氏，代有名儒，载在谥典。聚食逾千指，合㸑二百年。医门翕然，十世仁让。唯尔睦族之道，副朕理国之怀。宜特褒异，敕旌尔门。光于闾里，以励风化。钦哉！” [9，15~16]
临川陈自明，家学渊源，医传三世，陈氏幼小就随父习医，14岁已通晓《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医经，他传承家学并汲取历代名家经验用于临床实践，疗效卓然，因而医道大行，嘉熙年间任建康府(今南京)明道书院医谕（府学的医学教谕）。陈氏总结了宋以前妇科学和外科学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已的临床经验，阐发了妇科和外科基础和临床理论，撰成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妇产科和外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外科精要》，对后世妇科学和外科学的完善及发展有着至为深远的影响。后世薛己校注《妇人良方大全》《外科精要》、王肯堂《女科准绳》《疡医准绳》、武之望《济阴纲目》、汪机《外科理例》《外科精要发挥》、熊宗立《外科精要补遗》等皆私淑其学，传承和发展了陈自明的学术思想。[2~3，17]
临川席弘，先世为朝廷医官，后随宋高宗南渡，徙居江西临川。席弘医门，从宋迄明以针灸薪火相传十二代，当传至第十代孙时，且既传子又传徒，有家传又有师传。席氏医门传承谱系：1席弘→2席灵阳→3席玄虚→4席洞玄→5席松隐→6席云谷→7席素轩→8席雪轩→9席秋轩(叔华)→10 席顺轩(仁卿)、席肖轩（信卿）；10席肖轩→11席天章、陈会；10席顺轩→12席伯珍(顺轩第三孙)；10席肖轩之徒陈会（宏纲）→徒（24人），门徒遍及江西和国内多地，由此形成了我国古代著名的席弘针派。席弘医门，是宋之前传承最久远的针灸医门，席弘针派主要代表著作有《席横家针灸书》《席弘赋》《广爱书》《广爱书括》《神应经》，后世私淑其学者众，如徐凤《针灸大全》、杨继洲《针灸大成》、高武《针灸聚英》、朱权《乾坤生意》、李梴《医学入门》、郑梅涧《重楼玉钥》等，流传绵远。后世有“学者潜心宜熟读，席弘治病最名高”的赞誉。[2~3，17]
临川危云仙，早年游学东京时，遇三国时名医董奉的二十五世孙董京，董氏授其大方脉， 归而医道大行，传承五世。危氏医门，不仅重视传承家学并且博采众家兼收并蓄，其子危子美还拜刘三点、陈医、田马奇为师习妇科及骨伤科，其孙危碧崖还拜周民为师习小儿科，其曾孙危熙载还拜程光明、周后游为师习眼科及肺痨病，其玄孙危亦林还拜江东山、范叔清习疮肿及咽喉齿科，如此家传和拜师相结合使得危氏医门医术全面，由此玄孙危亦林能得以医道精进终成医学大家；危亦林，官至南丰州医学教授，他将五世家传经验汇集而撰成《世医得效方》，是书所载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技术居于当时世界医学的前列，光大了家学及中国医学。[2~3，17]
南昌姚谷清、姚鑑溪，先祖从北方迁居江西富州（今丰城）灵源，后迁南昌，富州为樟树药帮发源地，故姚家族人多事医药；姚谷清居南昌姚湾为姚湾始祖，姚鑑溪居南昌斗门为斗门始祖，二姚通儒擅医药，以诗书传家，以医药为技，后裔事医药者遍布国内津要，传承至今绵远不绝，以医药显扬。民国时，南昌有民谣云：“无姚不成医”“找了姚国美，死了也不悔”“找了姚稺山，好比吃仙丹”，赞誉姚氏家族之姚湾后裔姚国美和斗门后裔姚稺山的高明医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因医名著治学严，姚湾后裔姚荷生、姚梅龄父子分别出任江西中医学院院长及江西中医药大学岐黄国医书院执行院长，斗门后裔姚奇蔚主持的“疏肝达肺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研究”获江西省科技成果三等奖。[2~3]
资溪释道清，广传佛法，精擅医道，施医济众，民皆称颂，获赐“慈济大师”之号。释道清医门传衍久远，相传七世。传承谱系：1释道清→2释献可→3释志宁→4释师圣→5释德显→6释幼聪→7释复济，代有传人。释道清的各代传人皆谨记师祖戒训，坚信道义，广施仁德，救民疾苦，获“施益广，医益圣” 赞誉。[26]
2.2儒而怀仁，医德流芳旴江流域，文明之邦，是儒教理学的兴盛之域，由于长期受到儒家“孝道”思想的熏陶，医家们注重修身养性为善积德，身怀“仁心”“仁术”，奉行以人为本、乐善好施、济世救人的职业操守，呈现了居仁取义和诚信轻利的纯朴医风与高尚医德，堪为后世楷模。
名医陈自明，医德非常高尚，治病不论贵贱贫富，一视同仁，随到随诊，对特别贫寒窘困者不收诊金；甚为痛恨贪人钱财的庸医，斥之“用心不良”。陈氏认为“世无难治之病，有不善治之医；药无难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反对为医者偶的效方却秘而不传，甚至将常用验方改头换面誉为祖传秘方，炫耀欺世。陈氏愿将自己所得经验示与世人，如其《妇人大全良方》所云：“仆三世学医，家藏医书若干卷。既又遍行东南，所至必尽索方书以观。暇时闭关静室，翻阅涵泳，究极未合，采摭诸家之善，附以家传经验方，秤而成编。”可知，陈氏将自已三世家传验方以及搜集访求所得效方放入所撰医籍中，公之于世，馈惠世人。[2~3，17，27]
名医李医、王医，儒有仁德，重义轻利。据洪迈《夷坚甲志·卷九·王李二医》记载：“李医者，忘其名，抚州人。医道大行，十年间，致家赀巨万。崇人县富民病，邀李治之，约以钱五百万为谢。李拯疗旬日，不少差，乃求去，使别呼医，且曰：他医不可用，独王生可耳。时王李名相甲乙，皆良医也。病者家亦以李久留不效，许其辞。李留药而去。归未半道，逢王医。王询李所往，告之故。王曰：“兄犹不能治，吾技出兄下远甚，今往无益，不如俱归。李曰：不然，吾得其脉甚精，处药甚当。然不成功者，自度运穷不当得谢钱耳，故告辞。公但一往，吾所用药悉与君，以此治之必愈。王素敬李，如其戒。既见病者，尽用李药，微易汤，使次第以进。阅三日有瘳。富家大喜，如约谢遣之。王归郡，盛具享李生曰：崇仁之役，某略无功，皆兄之教。谢钱不敢独擅，今進其半为兄寿。”李力辞曰：吾不应得此，故主人病不愈。今之所以愈，君力也，吾何功?君治疾而吾受谢，必不可。王不能强。他日，以饷遗为名，致物几千缗，李始受之。二医本出庸人，而服义重取与如此，士大夫或有所不苦也。今相去数十年，临川人犹喜道其事。”王李二医之事迹亦为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转载。可知，李医、王医“医道大行”，究其缘由，是因为他们儒有仁德，重义轻利，诚心救护，一切以病人为重，故能流芳千古。[19，28]
名医药家侯逢丙，为善好施，尚义助人。据《樟树中医药发展简史》记载：“侯逢丙豪爽慷慨，尚义好施，乐于助人。凡是贫苦百姓，无论远近亲疏，看病施药，不取分文，所以门庭若市，前来求医求药的人很多……侯逢丙于医学造诣很高，十分重视饮水和环境卫生……不惜重金……铺设街道路面，整修井壁，加固井栏，为大家提供饮食用水方便。逢有灾荒之年，侯逢丙又增设粥棚，向饥民施粥……因此，整个樟树镇上上下下，无不感恩戴德，将侯逢丙尊为大善人。”[11，29]
名医黎民寿，一生好佛有“居士”雅称，视民众之疾犹如己病，叹曰：“既未能得志科第以光世，则医亦济人也，与仕而济人者同”，广搜良方，撰《黎居士简易方论》，救黎民于疾苦，虽求治者应接不暇，始终不怠不倦，治病多良效，极受民众拥戴。[30~31]
名儒程炯，南宋孝宗时知隆兴府进贤县，“他推崇儒家的仁政，并身体力行。居官政宽而明，令简而信，绥强抚弱，导以思义。”他强调伦理和孝道，厌恶当时人们认为伤寒温病会相互传染而抛弃亲人不顾的陋习，在进贤县任上撰《医经正本书》，“专辨伤寒温病热病并无传染之理，以救世俗亲人自相弃绝之陋习”。今人高雨认为：“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而言，《医经正本书》更加强调了道德的实践意义。”[14]
高道全自明，修行于抚州招仙观，以医传道，医术高超，拯民疾苦，为民称颂；当他要离开此地时，民众难舍而上书地方恳请挽留之，且筹资为其修建破损道观，由此道观新兴。庆历七年，丞相王安石为之特撰《抚州招仙观记》赞颂其德艺双馨“因医兴观”的事迹。[5]
太守半侯，儒医相通，精岐黄术，关心民众疾苦，亲临疫区施药救危，倾囊捐资创建建昌府军药局，促进了旴江药业建昌帮的兴起和发展。袁燮《建昌军药局记》赞之：“今建昌太守半侯，廉直自将，果于为善，以乃祖清敏公自律，其倅洪都也，属岁大疫，挟医巡问周偏于委巷穷闾之间，察其致病之源，授以当用之药，药又甚精，全活者众。郡人甚德之。及来盱江，仁心恻但，如在南昌时……捐钱三百万，创两区，萃良药，唯真是求，不计其直……愈疾之效立见，人竞趋之，而不取盈焉。贻书属予，识所以局设不规利意，庸告后人。予以为视民如子，牧守职也……君子是以知候之为贤也。”[12，30]
2.3儒学之乡，著述沛然旴江流域，书院教育兴旺，文化鼎盛，贤士云集，学派林立，著述沛然，藏书极富。自唐以降，江西造纸、制笔、刻书业发达，至宋时发展更为迅速，所有十三州都有刻书业，形成了商品图书市场，尤以旴江流域的南昌、抚州、新建为甚，仕人撰书、藏书繁多，刊刻典籍无数，促进了旴江文化和医学的繁荣。[8~9，32]
据《江西通史》记载：王明清《挥塵录》云北宋全国五家藏书大户中三家在江西；黄震《黄氏日抄·修抚州六经跋》云六经官版，唯江西抚州和兴国军称善本；唐代临川出产的滑薄纸已经列入全国名品纸之一，至宋代更有了抚州的茶杉纸和捭纸及牛舌纸、金溪的清江纸、崇仁和宜黄的牛舌纸等名纸的生产；临川以制笔闻名；南昌、抚州的版刻印书业兴旺，如新建天圣元年刻印余靖《新建图经》，南昌宣和八年刻印孔子后裔孔宗翰《阙里世家》、嘉定年间刻印陆九渊《陆九渊文集》，抚州绍兴年间刻印王安石《临川集》、淳祐九年刻印十三经之《仪礼》、嘉定年间刻印陆九龄《复斋先生文集》、淳熙七年刻印陆游《陆氏续集验方》等。[8~9，33]
宋时，旴江流域已是全国刻书业的中心之一，书籍畅销全国。刻书业的发达，促进了医家著书立说和医学交流，旴江58位医家撰有医籍30种，广涉医经、方书及临床诸科，论著宏富。譬如：
吴曾，撰有《医学方书》（1162年），五百卷。是书，博采前人方药，推阐前人制方之意，辨析明畅后予以录存之，为江西现存最早的方剂学专籍，亦为全国宋以前载方最多的一部医学方书，影响极为广泛。[34]
程炯，知隆兴府进贤县，任上撰有《医经正本书》（1176年）。是书，专以考辨，考唐朝及本朝医政，辨伤寒温病热病并无传染之理，论医书，辨弦脉属阴等，“对研究中国古代医政、图书、典章制度、医学伦理、方剂度量衡等方面均有重要价值。”[14]
陆游，曾为官江西抚州，任上撰成并刊刻《陆氏续集验方》（1180年）。是书，系继陆游先祖陆贽《陆氏集验方》后，集其宦游时所搜百余种方书，择其可传者编撰而成，故名之《陆氏续集验方》。[9]
徐梦莘，撰有《集医录》（1194年）。是书，为樟树最早的医学著作，集有历代医家重要医案并兼有自己从医之心的。[11，29]
陈自明，撰有《妇人大全良方》（1237年）二十四卷、《外科精要》（1263）三卷、《管见大全良方》（1271）十卷、《诊脉要诀》一卷。其中，《妇人大全良方》论述了妊娠诊察、胎儿发育、孕期卫生、孕妇用药禁忌、妊娠期疾病、难产、产褥期护理及产后病证等，集宋以前妇科学之大成，是中国现存最早最系统的的妇产科专籍，被誉为“中国妇科奠基之作”，书中有关“乳岩”(即乳癌)的论述，为世界之最早。《外科精要》重点叙述痈疽发背的诊断、鉴别及灸法、用药等，内容简要，开外科疾病辨证施治之先河，为我国最早明确“外科”名称的医籍，标志当时外科的确立。《管见大全良方》系辑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成方编撰而成，分别列述诸风、伤寒、痰饮、咳嗽等32类各科病证的治疗方剂，便于医家临证选方。《诊脉要诀》附于《管见大全良方》书中，主要述及诊脉部位图及脉诀大要。四医籍后皆流传日本、朝鲜。[9，17，27]
袁燮，曾为官江西隆兴（今南昌），任上撰有《建昌军药局记》，记载了建昌官办军药局的创建、经营、品牌建立以及持续发展的状况，描述了建昌太守半候创药局的感人事迹。[12，30]
黎民寿，于景定年间撰成《黎居士简易方论》十一卷，还撰有《辑方》《决脉精要》《断病提纲》《广成先生玉函经解》。《黎居士简易辑方论》《辑方》，后流传日本、朝鲜。[30]
李駉，撰有《黄帝八十一难经篡图句解》（1269年），还撰有《脉诀集解》《脉髓》《脉歌》。其中，《黄帝八十一难经纂图句解》以图阐明脏腑、阴阳、营卫、三焦、脏象、经络、俞穴之奥义，又以一句一解注释文意，这种注解《难经》的方式异于诸家，别具一格，后流传日本。[34]
席弘，撰有《席弘赋》《席横家针灸书》。两书，聚历代针家之经验，析各病症之根本，精补泻手法，善用独穴，并且注重辩证配穴，擅治感冒、中暑、风湿、咽痹、半身不遂及高烧不退等，辨穴施针，有立竿见影起死回生之效，临床实用易于掌握。[20，35]
周与权，撰有《难经辨证释疑》（1269年）。是书，注释《难经》辨疑正误，探其隐微，析其精微，深入浅出，辞达理明。[20]
陈景元，撰有《灵宝度人经注》一卷、《道法经注》二卷、《高士传》一百卷。二书，主要论述道经，其中述及疾病防治和诸多道医相通的高士。[30]
黄彦远，撰有《运气要览》。是书，论及五运六气乖和对自然及人体的影响。[15]
傅常，撰有《产乳备要》。是书，专论产妇及哺乳期辨治及养护。[20]
严三点，撰有《脉法撮要》一卷。是书，述及临床脉诊之法。[3]
揭伯徽，撰有《喝药说》二千言。[20]
李浩，撰有《伤寒钤法》十卷。[20]
晏传正，撰有《明效方》。[20]
2.4发明创新，引领后世旴江流域，文明早现，开化在先，名贤叠出，开宗立派，善于创新。旴江医家，亦善于传承和创新，新说纷呈，创造了诸多新论、新法、新术，为我国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譬如：
医政创新。王安石于熙宁年间在皇帝神宗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所行新法中有“市易法”“三舍法”。“市易法”，王安石批准创建“熟药所”即卖药所，隶属于太医局，药材的收购、检验、管理以及成药的制作都有专职官员监管，因而饮片和丸、散、膏、丹等制剂的质量优良；由于王氏推行医药政府经营和官药制度，使药学事业得到大力发展；其后，“熟药所”先后更名为“医药惠民局”“医药和剂局”（简称《和剂局方》），元代名“惠民司”，明代名“惠民药局”等，官药制度一直沿袭至今。政府推广“局方”，将临床验之效佳的“熟药”处方整理汇总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此根据“局方”所制的丸、散、膏、丹、酒剂等成药盛行，极大地推动了后世中成药的临床应用及制药工业的发展。王安石推行新法，推动了家乡旴江流域药业的进步，由此旴江流域各府、县均创设了军药局和惠民局，随之亦促进了旴江民间药肆的兴旺。“三舍法”，加强了医政管理，实行医师考试制度，征集医书、方论并且校订、刻印刊出，设“翰林医官局”掌供宫廷医药和承诏诊疾；推行医教分离，医学与太医局分开，太医局不再直接从事医学教育，并且将医学分科实行十三科制，也由此有了“医学”之称谓；兴办医学专科学校，将学生分为上舍、内舍、外舍而进行教学培养，按考试成绩决定学生的升黜，使医药教育得到大力发展。由此，王安石熙宁变法时期使宋代医疗管理成为中国古代最为规范的时期，列宁曾赞誉王氏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9，17，34]
妇科创新。陈自明所撰《妇人大全良方》是我国现存最早和最系统的妇科专著，为我国妇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书中，首次将妇产科“经、带”不同阶段的疾病，做了系统科学的分类；倡导“医风先医血，血行风自灭”，提出“男子调其气，女子调其血，论治女子之病，注重治血为主”的妇科病治疗大法；首次明确提出以五色辨带下病；首次明确指出不孕症其因不完全在于女方，亦可能与男方有关；首先记载了“直肠阴道瘘”；首创“乳岩”病名，并对其临床早期症状与晚期特征作了详实的描述；最先使用“结核”一名，至今沿用。[17，34]
产科创新。陈自明所撰《妇人大全良方》，亦是我国现存最早内容齐备的妇产科专著。书中首次将妇产科“胎、产”不同阶段的疾病，做了系统科学的分类；首创处治倒产、偏产、坐产、盘肠产等难产的助产方法；记载了世界上最早臀位助产法；记载了用兔脑髓为主佐以芳香药物制成的“催生丹”，其催生效用突出为宋以前催生诸方之冠，远比西方医药学家发现动物脑髓中所含的脑神经垂体催产素具有催生的作用早了近千年。[17，34]
外科创新。陈自明首撰我国最早以“外科”命名的专著——《外科精要》，开创了外科局部与全身相结合系统辨证论治之先河；首创体虚背疽忌攻改用患部针刺泄毒使“肿痛顿退，背重顿去”之治疗新方法；提出“大凡疮疽，当调脾胃”的治疗新说，认为“大凡疮疽，当调脾胃，盖脾为仓廪之官，胃为水谷之海，主养四旁，促进饮食，以生气血。”后世朱丹溪《外科精要发挥》、熊宗立《外科精要附遗》、薛己校注《外科精要》、汪机《外科理例》等皆私淑其学，促进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明代薛己校注《外科精要》赞曰: “虽以疡科名其书，而其治法固多合外内之道，如作渴、泄泻、灸法等论，诚有以发《内经》之微旨，殆亘古今所未尝道及者，可传之万世而无弊也。”[17，34]
针法创新。席弘擅针法，有《席横家针灸书》《席弘赋》传世，传衍12代，门徒遍及江西各地及江苏、安徽、四川、广东等省，针术广为流传，历久不衰，创我国宋以前最有影响的地区针灸医门及派系。席弘医门，创有“平补平泻”手法，如席氏医门第十二代传人《神应经》中记载了“平补平泻”针法“患赤目等疾，明见其邪热所致，可专行泻法，其余诸疾，只宜平补平泻，须先泻后补，谓之先泻其邪，后补真气，此乃先师不传之秘诀也。” 席氏以捻转补泻手法特色最为鲜明，重捻针，善用经脉起止穴、循经取穴法、上病下取法、特定穴相配法及局部取穴法等治疗急重症和疑难病症。古有赞：“学者潜心宜熟读，席弘治病最名高。”后世私淑者众，如明代旴江南丰李梴传承其学创“异穴补泻”“上补下泻”等针法，当今旴江“五官飞针术”之“五官醍醐灌顶针灸法”“五官转移兴奋灶针灸法”“五官通经接气针法”“五官运动针法”“针刺治疗急性创伤性喉炎技术”等，亦是传承席氏“上补下泻”“异穴补泻”及经脉起止穴、循经取穴、上病下取等针法发展而来。[20，35]
灸法创新。陈自明擅灸法，其《外科精要》中有10 篇灸疗专论，首次系统记载了外科灸法如艾柱直接灸、隔净土饼灸、隔豆豉饼灸、隔药蒜饼灸、隔蒜灸、骑竹马灸法等；首次系统提出了灸法治疗痈疽全病程的方法，强调“痈疽初起，均宜灼艾”“治疽之法，著艾之功，胜于用药”，根据痈疽的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不同病变程度分别采用不同的灸法，为外科用灸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陈氏外科热证用灸，突破了前人“热证禁灸”的禁忌，为后世灸治热病和扩展灸的治疗范围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代旴江名医魏稼教授倡导的“热证可灸”论即是陈氏外科用灸的传承和发展。陈氏《妇人大全良方》中首次明确地记载了艾灸至阴穴治疗横生逆产，后世沿用不辍，如元代旴江南丰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亦私淑陈氏了艾灸至阴穴治疗横生逆产的经验，当代旴江名医余鹤龄研究员等的研究证实了艾灸至阴穴矫正胎位的临床效应，证明艾灸至阴穴作用于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是实现艾灸转胎的主要机制，此项研究获得了1987 年国家卫生部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甲级奖。由于陈氏推崇灸疗，灸法独到，对后世旴江灸疗的创新影响至为深远，如元代危亦林及明代龚廷贤、龚居中私淑其学善灸法，当代旴江陈日新教授等创立的热敏灸新法被专家鉴定为世界领先水平，已在全国推广应用，独领“北看天津针，南看江西灸”风骚，现今热敏灸技术已经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重点推广的国际合作项目在全球传播。[17，34]
方药创新。旴江医家勤于总结前人经验，广搜名方，善创新方，撰方书收载方药宏富，馈惠后人。如黎民寿（《简易方论》《决脉精要》《辑方》、吴曾《医学方书》、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管见大全良方》、晏传正《明效方》、陆游《陆氏续集验方》等，其中以陈自明独创的方药影响最为深远。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载方1383 首，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有龙胆泻肝汤、缩泉丸、固经丸、温经汤、仙方活命饮、四妙散、四生丸、夺命丸、夺命丹、夺命散、催生丹等，这些功效卓著的名方受到历代医家的赞誉，沿用至今，疗效不衰。譬如，仙方活命饮为外科治疡圣方，清代医家罗美《古今名医方论》称赞为“疡门开手攻毒之第一方。” 又如，催生丹为催产灵药，丹中主药兔脑髓的使用，远早于西医20世纪30年代对动物脑垂体后叶催产素之催生功用的发现，而西医催产素在产科临床应用那就更晚了；可知，陈氏记载的兔脑髓用于催产，早于西方医学使用动物脑垂体后叶的催产素近千年。[17，36]
制药创新。宋代，旴江流域推行王安石新法——市易法，建昌创建官办军药局和樟树创建“侯逢丙药店”“药师院”，奠定了旴江建昌和樟树药业“官药经营”“设肆制药”基础；推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膏丹丸散，提倡成方规范，依法炮制，使药材集散交易兴隆；由此旴江药业逐渐形成完整体系，发展成为全国药材加工和集散的药材集散地——“药市”，旴江药市的药材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而且成为宫廷用药。据《清江县志》记载：“宋熙宁（1068~1077）间，枳壳、枳实为“贡品”进入皇宫內苑。”宋代官府医药及民间药肆的兴起，标志着旴江药业的兴旺发达。袁燮《建昌军药局记》记载了建昌太守半侯创建军药局的过程，记叙了建昌药业的创新和进步，展现了建昌人对药物的识别鉴定及药物炮制的高水平及优势，凸显了建昌药业在国内同业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建昌人讲求药物质量和信誉的行规，成为建昌药帮以至于国内药业发展的新要求及新方向。侯逢丙在清江创樟树“侯逢丙药店”，奠樟树药业“设肆制药”之基，总结炮制技术，形成了药物炮制分修治、水制、火制、水火合制等四个方面的新技术规范，首开樟树药帮优质精制药材的记录，为后世所沿承。据《樟树中医药发展简史》记载：“六一散、至宝丹、紫雪丹、回春丸、保和丸、追风苏合丸、黑锡丹等宋代中成药，直到今天，如追风苏合丸、参茸黑锡丸……依然为樟树的著名中成药，畅销不衰。”[11，29~30]
鉴于上述，两宋时期，旴江流域儒学昌盛，书院教育兴盛，成为儒家新学和理学的重要发源地和传播地，政府崇儒尚医，医学被认为是实现儒家理想的重要途径，仕人以通医为荣，儒医叠出，涌现出58位学养深厚的儒医大家，学说纷呈，创新层出，著书蔚然，撰有医籍30种，济世活人，代有传承，流传域外，谱写出一幅璀璨的“儒人达医”的群芳谱，促进了旴江医学的大发展，形成了后世数以千计名医组成的蔚为壮观的儒医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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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江西中医药》2016年3~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