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以儒通医大家多为既重儒学治世又重医学济人的名仕，著名者有：理学家、教育家吴澄（1249~1333年），崇仁人，翰林学士，元理学三大家之一，博学广识，以儒通医，与严寿逸、余明可（宋末元初人）、候登（宋末元初人）、沙图穆苏等医药学家交往甚密，曾为建昌医学教授严寿逸《医说》、建昌太守沙图穆苏《瑞竹堂经验方》、名医姚宜仲《脉诊指要》及名医熊景先《伤寒生意》作序，为医学正余明可的药室撰写《麓泉记》纪之，为著名医药家侯逢丙撰写墓志铭；去世后封临川郡公，谥号“文正”，有《吴文正公全集》等行世^[5，10~12]。史学家、文学家揭傒斯（1274~1344年），丰城人，翰林院国史馆编修，二品中奉大夫，元诗四大家之一，以儒通医，平生痛恨巫医害人，揭氏在《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三·赠医者汤伯高序》中斥责民间信巫不信医者，凡疾不计久近浅深，药一入口不效，即屏去。至于巫，反覆十数不效，不悔，且引咎痛自责，殚其财，竭其力，卒不效，且死，乃交责之曰，是医之误，而用巫之晚也。终不一语加咎巫。故功恒归于巫，而败恒归于医。效不效，巫恒受上赏而医辄后焉。巫之祸盘错深固不解矣。医之道既久不胜于巫，虽有良医且不得施其用，以成其名，而学者日以怠，故或旷数郡求一良医不可致。呜呼，其先王之道不明欤？何巫之祸至此也！人之得终其天年，不其幸欤！因而，揭氏与诸多名医交往甚密，敬佩家乡名医徐倓之德之术，并书巫医之行利害及徐倓治学施医救民之事迹赠予旴江名医汤伯高。盛赞：使世之医皆徐倓、伯高，信之者皆吾里之人，巫其能久胜矣乎！去世后封豫章郡公，谥号“文安”，有《揭文安公集》等行世^[12]。理学家、医学家杜本（1276~1350年），号清碧，清江人，诏任翰林院特制奉议大夫兼国史馆编修，博学善文，以儒通医，与虞集、吴澄、揭傒斯、范椁交往甚密。据《樟树中医药发展简史》记载，杜本几度辞官隐居家乡及紧邻旴江流域的福建武夷山，本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志，行医乡里，在往来家乡与武夷山的隐居中撰写了我国刊行最早的舌诊专著《敖氏伤寒金镜录》及理学专著《四经表义》等，传播理学及医学，前往求学者甚众，终老于武夷山，归葬于清江原籍^{[5，13，14]}。医学家、建昌太守沙图穆苏，又名萨里弥实，字谦斋，号竹堂，里居未详，约英宗及泰定时生活在旴江流域建昌府，精医学，查考名家方书，搜集建昌一带民间验方，于1323年在建昌太守任上撰成《瑞竹堂经验方》^[11]。名儒徐倓，号若虚，丰城市人，约生活于元中期，以儒通医，十五岁中进士，不意仕途而归乡行医，但闻人有一方之良一言之善，必重币不远数百里而师之，以必得乃止，历数十年，其学大成，著《易简归一》数十卷^{[3，12，13]}。名儒范椁，清江人，约生活于元代中后期，为元诗四大家之一，曾任翰林院编修，以儒通医药，好医药，晚年归隐家乡，效法道家“清静无为”，专事养花种药，驯种野生药用植物，范氏有诗云：“田园虽尚远，未肯效凄凉。药就篱成蔓，花因径作行。”《樟树中医药发展简史》记载：“范椁开樟树官绅仕宦种药养花之先声，并影响到清代临江府官厅。……清光绪（1875~1908）末年，临江府还曾举办过药物种植试验场，种植药材”^{[5，13，14]}。

1.2 医儒相通大家多为既习岐黄医术又重儒学修为的名医，著名者有：名医严寿逸，南城人，约生活于元前中期，儒而善医，早年为医学生员，“以能医称于乡”，吴澄曾勉励其“益治其业”，严氏上祖张仲景下宗刘守真、张子和，医术精进；“京师之人，无贵贱贫富，闻君名者，凡有疾无不迎候，举药辄效”，以医名京都；曾任建昌路、吉安路、临江路、天临路医学教授，在任天临路医学教授时江西名士祝蕃还特地遣其子来长沙从学；撰有《医说》，理学家吴澄特为之作序^[5，11]。名医陈景咨，元时崇仁人，儒而通医，曾任吉水州、新喻州医学医官^[5]。名医吴仲享，新淦人，以儒通医，曾任临江路（今清江）医官^[5]。名医姚宜仲，南城人，约生活于元前中期，三世业医，儒而善医，精脉理，撰有《脉诊指要》及增补《断病提纲》，理学家吴澄特为之作序^[11]。名医江东山，南丰人，约生活在元代前中期，儒而善医，擅疮肿科，曾收危亦林为徒，传疮肿科医术^[15]。名医范叔清，临川人，约生活在元代前中期，儒而善医，擅咽喉口齿科，为我国最早的喉科医生，曾收危亦林为徒，传咽喉口齿科医术^[15，16]。医学教授危亦林（1277~1347年），祖籍临川，迁南丰，江西古代十大名医之一，五世为医，任南丰州医学教授，传承家学，又从江东山和范叔清习疮肿科及喉科，精骨伤、针灸、喉、眼、外、内、妇、儿科，撰成我国第一部标明“科”字的临床分科系统详明的医籍——《世医得效方》^[15，16]。名医汤伯高，名尧，号常静处士，旴江（南城）人，约生活于元中晚期，儒而善医，史学家揭傒斯《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三·赠医者汤伯高序》赞汤氏完备明澈沉静深奥，不自我夸耀，尝试总是有效，假使世上的医生都像若虚（徐倓）、伯高，巫师就不能久胜^[12]。名医邓元彪，金溪人，约生活于元中期，儒而善医，费数十年之力，搜汇古医经，撰成《医书集成》三十余卷^[5，17]。名医危永吉，字德祥，金溪人，约生活于元末，儒而善医，撰有《医说》一卷^[17]。名医董超僧，元时乐安人，儒而善医，精通医理，尤对《脉诀》研究颇深，闻名乡邑，理学家吴澄曾赞之^[17]。名医王元直，元时乐安人，五世业医，儒而善医，曾游京师，求诊者甚众，随试辄效，太医院官与诸公贵人咸礼敬之^[17]。名医董起潜，元时乐安人，儒而善医，精通脉理，医名乡里^[5，18]。名医董学文，元时乐安人，儒而善医，精通医理，医名乡里^[18]。名医董忠悠，元时乐安人，以儒通医，以医扬名，撰《安怀全集》^[18]。医学教授杨用安，元时崇仁人，儒而通医，精于医术，善诊太素脉，治病多奇效，曾任武昌路医学教授^[11，17]。名医熊景先，元时崇仁人，世业医，因乡举未中而事医学，精脉理，将家传验方及及常用药验之有效者，以生生之意撰成《伤寒生意》，名噪一方，理学家吴澄特为之作序^[3，17]。名医李晞范，元时崇仁人，儒而善医，撰《难经注解》《脉髓》^[3，17]。名医李季安，元时崇仁人，早年习举子业，博览群书，中年业医，治病不择贫富，遇贫困不能自存者，必拯其危急，人誉之“儒医”，撰有《内经指要》^[3，17]。名医游东之，元时临川人，儒而善医，撰有《集验良方》六卷^[3，17]。名医章晋，元时抚州人，儒而善医^[3，5]。名医葛雍，字仲穆，元时临川人，儒而善医，撰有《刘河间直格论方》三卷^[3]。名医席松隐、席云谷、席素轩、席雪轩、席秋轩、席顺轩，元时临川人，为宋代针灸名医席弘之后裔，世业针灸，儒而善医，享名一方^[3，20]。名医黄大昭，元时临川人，儒而善医，撰有《保婴玉鉴》四卷、《伤寒总要》三卷、《集验良方》六卷、《脉法》三卷^[3，19]。名医黄子厚，元时豫章人，儒而善医，擅用灸法^[3，17]。名医范文儒，元时豫章人，儒而善医，擅治痔疮，其法是“先攻之以毒药，去恶肉，然后养之以善药，长新肉”，理学家吴澄赞“其方秘，其术奇，而能者鲜也”^[3]。名医姚澄，约生活于元中期，南昌人，世业医，儒而善医，精医术，传衍至今^[3]。

1.3儒释道医相通大家多为融儒以佛道的著名佛医和道医，著名者有：抚州梅山高僧释法琳，约仁宗时在世，自幼出家，融儒于佛，广参博访，精医道，常自制药丸济人而获金以修建殿堂，因颇有功德而奉诏任抚州梅山广济禅寺住持，获赐“佛慈普济妙慧禅师”之号^[21]。金溪疏山寺高僧释东明，号归云林人，约元末在世，由儒悟禅，善诗，精通医术，于至正年间任疏山寺住持，治病救人，活人无数，由此寺院香火更盛，着手修复和新建庙宇，一年而僧堂改观，二年大殿丹垩庄严，三年又新作下院于金溪县城和抚州城内，四年凿山为园种植桑桐茶树4千株，五年修筑房屋及坡墙完新，六年又凿山种植油茶2万余株，七年建筑万寿阁，八年万寿阁成并且创两库以丰财^[21]。崇仁青云乡祈真观高道邓自然，元时崇仁人，融儒于道，精擅医药，擅治风疾，“能愈数十年不愈之疾”^[3，5]。新建西山净明道旌阳公（许逊）二传高道刘玉、三传黄元吉、四传徐慧、五传赵宜真，遵祖师许逊之旨，融儒于道，精擅医药，以医弘道，救民疾苦；净明道，系由葛氏灵宝派分衍而成，净明道之重要典籍《净明忠孝全书》，是书既融儒家理学心性修养又承道教性命修炼传统，不仅传播道义亦有益于身心养护及健身防病^[21]。高道刘玉（？~1308年），号玉真子，元初建昌（今永修）人，承旌阳公（许逊）道义创建新建西山净明道，为净明道旌阳公二传，融儒于道，重新阐述道义，使许逊忠孝之道具有理学色彩，纯洁净明道的忠孝为真忠至孝，以之作为修持净明道的最高理想，以医弘道，济世行善，传度弟子800余人，撰有《净明秘旨》^[21]。高道黄元吉（？~1324年），丰城人，儒而悟道，为刘玉之徒，尽得旌阳忠孝净明之旨，为净明道旌阳公（许逊）三传，以医弘道，弟子有徐慧、陈天和、刘真传等，撰有《净明忠孝全书》《玉真先生语录》^[21]。高道徐慧（？~1350年），丰城人，善诗，才华出众，儒而悟道，为黄元吉之徒，尽得旌阳净明之旨，为净明道旌阳公（许逊）四传，英宗赐号“净明配道格神昭效法师”，精擅医药，以医弘道，曾率弟子治时疫，拯民疾苦，由此弟子益众，传度弟子数百人，其著者有钟彦文、萧尚贤等，1237年校正《净明忠孝全书》^[21]。高道李玄一，元时南昌人，融儒于道，精擅内丹术，以医弘道，济世度人^[21]。高道赵宜真（？~1382年），号原阳子，元末安福人，先事举子业未果而悟道，师承多元，所传多途，曾师事南昌李玄一等高道，兼习全真、清徽、净明诸道，后师事黄元吉尽得旌阳净明之旨，为净明道旌阳公（许逊）五传，精通医术，以医弘道，云游各方，晚年定居于都紫阳宫卒于此，撰有《灵宝归空诀》《仙传外科秘方》《原阳子法语》等，景泰六年（1455年）赠封“崇文广道纯德元阳真人” ^[21]。

2 儒医特色与创新

旴江流域，文化之邦，儒释道昌，崇儒尚医，儒医辈出，传承不绝，著述沛然，学说纷呈，特色鲜明，创新不断，促进了旴江医学的大发展。

2.1尊儒尚医，传承多元旴江流域，自古世医绵延，源于医门传承多元，既重家传亦重师授和私淑或三者兼而重之，加之元政府专门设有“医户”户籍，鼓励人们以医药为业，世守其学，有利于医药经验的积累和传承，由此医学得以世代相袭。譬如，临川席松隐之席氏医门，上承高祖父席弘之学，下传子孙直至明代，医门传衍十二代，传承久远^[1，5，20]。

2.1.1家传临川席松隐，五世儒医，传承高祖父席弘（又名席横，宋代著名针灸学家）之学，坚守家学，精擅针灸，将祖上家书《席横家针灸书》传与后嗣，绵延不绝，元传六代（席松隐→席云谷→席素轩→席雪轩→席秋轩→席顺轩），宋元至明席氏医门传承十二代，迄清末仍有后裔席瑾传承家学。由于席松隐的传承，后世方有《席弘赋》《广爱书》《神应经》等席氏医门针灸名著的问世和传播，且《席弘赋》《神应经》明时已远传国外，私淑者众，流传绵远，举世闻名^[1，20]。

乐安王元直，医传五世，传承家学，儒而精医，以医名世，曾游学京师，求诊者众，随试辄效，因医术精湛受到京城诸公贵人及太医院医官礼敬^[1，17]。

崇仁熊景先，出身儒医世家，传承家学，善医，精擅脉理，将家传及自己的秘验效方撰成《伤寒生意》，惠及社会，拯救生灵^[1，17]。

南城姚宜仲，医传三世，儒而善医，医术益精，尤善诊脉。撰有《诊脉指要》及增补《断病提纲》，理学家吴澄特为之作序^[11]。

2.1.2师授临川范叔清，专业喉科，收南丰危亦林为徒，传咽喉口齿科。嗣后，范氏之徒危亦林及时总结老师有关咽喉病的经验并且撰成《世医得效方·卷第十七·口齿兼咽喉科》专卷，提出“秘传咽喉科一十八种喉风证”新说，发前人所未发，开咽喉病症以风命名之先河；危氏又出任南丰州医学教授，教授医学，授课传业，使旴江喉科代有传人。后世如明代清江聂尚恒、聂杏园父子私淑范叔清、危亦林，精儿、喉科，聂杏园曾撰《咽喉说》，至今有第十五代传人聂明鉴行医湖南津市；清代豫章周纪秋私淑范叔清、危亦林，专业喉科，收湖南醴陵张龙升为徒，由此张氏喉科流传至今七代，有传人12位；清代南丰黄明生私淑范叔清、危亦林，专业喉科，收安徽新安喉科名医郑梅涧的父亲郑于丰、叔父郑于蕃为徒，两人归里后亦专业喉科，流传至今十二代，成就后世享誉全国的新安喉科，使旴江喉科流传八方。由于范叔清的喉科传授，所以旴江喉科流派得以流传后世，兴旺发达^[16，22~24]。

新建刘玉，儒而悟道，医道相通，承旌阳公许逊道义，创建新建西山净明道，以医弘道，传度弟子800余人。刘玉的高徒黄元吉，尽得师学，传人有徐慧、陈天和、刘真传、赵宜真等。黄元吉的高徒徐慧，传承师学，下传钟彦文、萧尚贤等弟子数百人。黄元吉的高徒赵宜真，传承师学，以医弘道，曾获封“崇文广道纯德元阳真人”。净明道，全称净明忠孝道，系著名道教灵宝派（由葛玄、葛洪创建，祖山和祖庭位于江西樟树阁皂山，又称葛家道）分衍，灵宝派和净明道皆医道兼重，秉济世救人为道义，以医弘道；由于刘玉的创教和弘法，净明道广播寰宇，如今遍布世界的万寿宫即是净明道的道庭及华人聚集的会所。可见，净明道济世救人，弘扬中医千百年^[21]。

2.1.3私淑临川范叔清，私淑葛洪及同里先贤席弘、陈自明，专业喉科，擅治咽喉口齿疾病，是我国有史籍记载的第一位喉科医家，亦为旴江喉科流派的主要创始人。范氏收危亦林为徒，危亦林总结其师和前人经验及家学，撰成我国最早的喉科专卷《世医得效方·卷第十七·口齿兼咽喉科》，师徒注重传承，使旴江喉科经验流传后世，历久不衰。

南城严寿逸，崇尚医学，儒而通医，治学不辍，私淑张仲景、刘守真、张子和之学，医术精进；以医名京都，曾任医学教授，从其学者众^[11，17]。

金溪邓元彪，儒而好医，一生求学不怠，私淑诸家，读书破万卷，搜汇古医经数十年，撰成《医书集成》三十余卷^[11，17]。

2.1.4家传师授私淑并重南丰州医学教授危亦林，传承高祖父危云仙（宋代名医，师承董奉二十五世孙董京）之学，家传五世（危云仙→危子美→危碧崖→危熙载→危亦林），儒而善医，坚守家学（内、骨伤、妇、儿、眼科），并且根据自己医学之不足，又师江东山、范叔清习疮肿及咽喉口齿科，并且私淑宋代旴江医学家席弘、陈自明之学。危氏家传、师授及私淑相结合，因而得以医道精进，终成学问全面的医学大家。此外，危亦林又将家学、师学及其他名家经验汇集而撰成《世医得效方》，是书远传海内外，书中所载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技术居于当时世界医学的前列，光大了家学及中国医学^[16，22~24]。

丰城徐倓，以儒通医，精擅医学，勤奋好学，求学多元，既私淑又拜师，求学不辍历数十年，终成大家^[1，12]。

2.2 儒学之乡，著述沛然元代，旴江流域保持了宋代以来的文化、教育及医学兴旺趋势，贤士云集，著述沛然，因为造纸、制墨及制书业发达，促进了典籍的刊刻，亦促进了旴江文化和医学的繁荣。

据《江西通史·元代卷》记载：“江西既是当时的文化发达之区，又是造纸业较盛之地，故印刷业颇为兴盛，既承接中央下派的刊刻任务，也在地方自行印制书籍……”。尤其是旴江流域的造纸业发达而且质量上乘，“建昌路一带还以纸作被，是用常见的造纸原料楮与藤制成；此纸被颜色洁白，既轻又暖。”并且举元诗为证：“旴溪氺暖楮藤连，炼作云衾与老便。补幅全胜羊续布，裹身疑是邓侯氈。温斯枲絮娱霜夜，洁与梅花共雪天。要识故人陶莹意，可贪一暖但高眠。”制墨业亦发达且又颇具特色，“以地区而言，龙兴路、抚州路、临江路、信州路为主要产地，代表人物则有南昌朱万初、清江潘云谷、玉山魏景仁。朱万初是元代墨工的代表，出身儒家，所制之墨沉着而无留渍，轻清而有余润……献墨于元文宗，深受赞赏，授为艺文监直长，其墨则为奎章阁所用。潘云谷亦是元代著名墨工……制造出来的墨快被誉为玄玉，远销大都、江浙等地，深受诗文名家赞赏。……除朱、潘、魏三人，江西还有大批优秀墨工。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九《墨》条记录了11位元代墨工，其中5位是江西人，即清江潘云谷、南昌朱万初、金溪丘可行及其子世英、南杰。此外，抚州胡湛然……后人胡达义……同郡艾文焕……临川朱元吉……王景瑞、游寿翁、黄云仙、詹见翁、王时可、袁自心等也是抚州的著名墨工。临江人周存义则继承潘云谷的制墨之法，携墨售于大都”。因为造纸、制墨业的发达，故印刷业因而更为兴达，由此刊刻了繁多的典籍。据《江西通史·元代卷》记载：官方刊刻的医书，如“元五年（1339年），江西官医提举司奉命刻印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20卷……泰定四年（1327年）再刻《脉经》10卷” ^[5]。

2.2.1沙图穆苏沙图穆苏，于元泰定元年（1323年）在建昌太守任上撰成《瑞竹堂经验方》15卷。是书，考订名家方书及博采旴江民间经验良方，分列诸风、心气痛、痰饮、喘嗽、头面、口眼耳鼻、发齿、咽喉、妇女、小儿等15门，载方300余首，选方精要，切合临床，对后世影响深远，古时就流传国外，理学家吴澄曾为之作序赞曰：“旴江郡侯（沙图穆苏）……犹注意于医药方书之事，每思究病之所由起，审药之所宜用……遇有得必谨藏之，遇有疾必谨试之，屡试屡验，积久弥富。守旴之日，进一二医流相与订正，题曰《瑞竹堂经验方》”^[25]。

2.2.2杜本杜本，于至正元年（1341年）增订《敖氏伤寒金镜录》1卷，又名《伤寒舌诊》《伤寒金镜录》；还撰有《舌镜》1卷。《敖氏伤寒金镜录》，是在前人敖继翁的《金镜录》基础上增订而成，将原书12舌苔图增为36图，每图后附有治法方药，“辨舌用药”以辨治广义伤寒。是书，绘图形象，直观清晰，验舌求因，辨舌施治，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舌诊专著，被《薛氏医案十种》《医林指月》《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等后世医籍收载。《舌镜》，是书亦是临床察舌辨治之舌诊专著，后附有《舌苔诸方》，有清康熙年间刻本，收于《遵生集要》^[14，26]。

2.2.3 危亦林危亦林，于至正年间撰成《世医得效方》20卷，经江西医学提举司送太医院审核，至正五年（1345年）由太医院颁布刊行，早在元时就流传国外。是书，载方剂3300余首，遵依元政府所定医学十三科分门析类，其中专辟“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镞科”二卷，使喉科和正骨科成为了独立的学科，故此二卷是中国第一部喉科学和骨科学专卷，标志着危亦林的老师范叔清为“中国第一位喉科医生”，危亦林为“中国第一位喉科学家和正骨科学家”。是书，以医学十三科详明分科，这是我国现存首部最系统的科目齐全的临床全科医学巨著^[16，22~24]。

2.2.4徐倓徐倓，撰有《易简归一》数十卷。是书，取前人四种易简方书及集己之经验编纂而成，方论详备，辨析疑难，补充缺漏，博而约取，奥而简易，慎而明察，使深奥的医理浅显易懂，不失为一本深入浅出的临床医籍，理学家吴澄特为之作序^[2，12]。

2.2.5严寿逸严寿逸，撰有《医说》，是书论述原脉、原证、原病、原治。理学家吴澄为之作序赞曰：“盱江名医黎民寿，著论《辑方》，至今盛行于世，医学教授严寿逸，亦盱江人，用药去疾，随试辄效，何盱江独多工巧医欤”^[11]。

2.2.6姚宜仲姚宜仲，撰有《诊脉指要》及增补《断病提纲》。《诊脉指要》，是书载脉二十七种，详论脉诊^[11]。

2.2.6邓元彪邓元彪，撰有《医书集成》30余卷。是书，搜集并收入了诸多历代医书^[11，17]。

2.2.7董忠悠董忠悠，撰有《安怀全集》。是书，对医学各科均有论述^[18]。

2.2.8熊景先熊景先，撰有《伤寒生意》，理学家吴澄特为之作序^[1，11]。

2.2.9危永吉危永吉，撰有《医说》1卷^[11，17]。

2.2.10李晞范李晞范，撰有《难经注解》《脉髓》^[1，11]。

2.2.11李季安李季安，撰有《内经指要》^[1，11]。

2.2.12 游东之游东之，撰有《集验良方》6卷^[1，11]。

2.2.13葛雍葛雍，撰有《刘河间直格论方》3卷^[1]。

2.2.14黄大昭黄大昭，撰有《保婴玉鉴》4卷、《伤寒总要》3卷、《集验良方》6卷、《脉法》3卷^[1，19]。

2.2.15刘玉刘玉，撰有《净明秘旨》。是书，儒道相融，阐述了净明教义及内外丹兼修、性命双修及祛病消灾之术^[21]。

2.2.16黄元吉黄元吉，撰有《净明忠孝全书》《玉真先生语录》等。《净明忠孝全书》共6卷，其中1至5卷为黄元吉编篡，第6卷为黄元吉门人陈天和编篡。二书，儒道融合，不仅阐述了净明教义，而且还阐述了清降心火、上济肾水、性命双修、祛病消灾的净明之术^[21]。

2.2.17徐慧徐慧，元泰定四年（1237年）校正《净明忠孝全书》^[21]。

2.2.18 赵宜真赵宜真，撰有《灵宝归空诀》《原阳子法语》《仙传外科秘方》等。《灵宝归空诀》《原阳子法语》，二书不仅阐述教义道法，而且倡三教合一，主张内外丹兼修，以臻形神俱妙而祛病长生。《仙传外科秘方》11卷，是书劝人广行济危为善，反映了道教注重行善救人济世的道义，书中博采民间验方，收方400余首，所论以外科痈疽为主亦涉及危症、卒死、妇产等内、妇杂症^[21]。

2.3发明创新，引领后世旴江医家，善于传承和创新，新说纷呈，创造了诸多新论、新法、新术，为我国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2.3.1医政管理创新旴江流域地方政府极其重视医学，大力推行医药新政，不仅设有“医户”户籍，而且建立了有史以来最为完备的医疗制度和人才培养机制，以加强医药和医学的管理及人才的培养。据《江西通史·元代卷》记载：旴江流域地方政府设立有医学、医学提举司等机构；医学，既是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机构又是医疗管理机构；医学提举司，负责中央太医院、广惠司、典医监、掌医监、广济提举司等医药机构下达的医药行政管理及对各级医学人才的考校，并且校勘医籍、辨别药材及指导基层医学，由此鼓励了旴江医家的创新和著述，促进了医药的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正如《江西通史·元代卷》指出：“许多儒人转而习医，成为儒医。”譬如，旴江南丰州医学学正甘宗罗鼓励本州医学教授危亦林依太医院所颁医学十三科名目撰成《世医得效方》20卷，并且将该书上呈江西医学提举司及上禀太医院审核，嗣后江西医学提举司又下达给诸路提举司重校，复白于太医院，后经太医院审核颁布刊行天下，广传寰宇，对后世临床全科及专科医学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可知，由于地方政府的医政创新管理，促进了旴江医学的发展和传播^[5]。

2.3.2病因学说创新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的时疫、集病说、集证说等节中，创造性的提出疫病的流行是因为六气愆和、饮食劳役、瘴疠之气所致，疫病具有强烈的传染性，这些观点对于后世吴又可“戾气”学说的产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危氏云：“时疫流行，则当审其春合暖而寒，夏合热而冷，秋当凉而热，冬当寒而暖，是皆六气愆和，而生斯疾。”“未有不由隔季所感风寒暑湿，及饮食劳役瘴疠之气为之。”指出了“六气愆和”“饮食劳役”“瘴疠之气”三种因素的同时存在，是构成疫病的流行关键所在。危氏认为疫病是通过空气经呼吸道传染的，根据其发病季节和不同症状表现可分为瘟疫、燥疫、寒疫、湿疫等不同类型，并且指出“大则流毒天下，小则蔓延一乡一家，必辨其各季所因，不可以寻常微病目之。故重则祸至灭门，轻则病至危笃。” 危氏用苏合香丸二十丸煎水以“其香能散疫气”，用“雄黄研细水调，以笔浓蘸，涂鼻窍中，与病人同床，亦不相染”，用人参养胃汤、十神汤、不换金正气散、柴胡石膏散等方剂治之，方中多配伍藿香、草果、苍术、厚朴、柴胡、陈皮、半夏、黄芩、茯苓等芳香化浊、辟秽祛邪、清热解毒之品。可见，危氏在疫病的认识方面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科学水平，对疫病的病因、流行特点、预防措施及证治分类的提出早于明末吴又可《瘟疫论》300余年^[22]。

2.3.3诊断创新杜本增订《敖氏伤寒金镜录》，开温病“辨舌用药”之先河。将敖继翁《金镜录》原书中12舌苔图增为36图，以外感温热病为核心，明析伤寒温热外感病的传变，细论广义伤寒补《伤寒论》之未逮；从火热辨舌苔补河间火热论之缺遗，形成了系统的临床“辨舌用药”体系。是书，辨舌施治，有证有论，有法有方，论从舌出，辨析严谨，为舌诊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国刊行最早的舌诊专著，标志着外感病舌诊法的形成，促进了后世舌诊学的发展，对后世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5，14，26]}。

2.3.4麻醉术创新危亦林发微创新，研创了适宜临床的新麻醉处方和麻醉方法。危氏在《世医得效方﹒卷第十八﹒正骨兼金镞科》中专列有“用麻药法”，记载了手术的麻醉过程。术前，根据患者年龄、体质、病情程度给予不同剂量的麻药——草乌散（皂角、木鳖子、紫金皮、白芷、当归、川芎、曼陀罗花、乌药、茴香、坐拿草、草乌、木香等）进行全身麻醉，若发现麻醉深度不够，再用好红酒调服曼陀罗花和草乌五钱，依麻醉情况逐渐加量，直至“麻倒不识痛处”时立即停止给药；术毕，立即用“盐汤或盐水与服，立醒。”危氏研创的“草乌散”是世界现存有记载的最早的麻醉剂，其手术麻醉原则与现代麻醉术的原理基本相吻合。危氏的手术施麻经验，对后世麻醉术的发展和完善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22]。

2.3.5灸疗创新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在灸疗方面发微创新，施灸善用奇穴，施灸善治实证和热证，突破了前人“热证禁灸”的禁区。《世医得效方》是一部论治灸法较多的方书，全书灸治内、外、妇、儿及五官等各科有50余种病症。危氏所用奇穴，施灸部位115处，列穴名70多个，并记载了“臣觉”“手逆”治狂痫，“天凭”治狂痫及卒中等新发现的奇穴，为他书所未载。善用灸法治疗实证热证，记载了灸治脏腑实热所致的胃中热病、呕吐吞酸、肺痈正作吐脓血、五毒疰、衄血、热毒痈疽、重阳狂痫不识人、上盛下虚的卒中等症。如“治胃中热病，灸三里三十壮”“治肺痈正作，吐脓血不已，肺俞灸二七壮”“凡灸疟，必先问其病所发之处，先寻穴灸之亦可”“大椎在第一椎下陷中宛宛中，灸三七壮至四十九壮，不止，或灸第三骨节亦可”等，危氏灸疗实践证明了“灸有补泻”“热证可灸”“实证可灸”，证实了前人“热证禁灸”并不是禁区。危氏上述特色灸法，沿用至今，对临床仍然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22]。

2.3.6药物配伍创新危亦林勇于实践，敢于创新，临床用药突破了十九畏药物不能并用的禁区。药物十九畏歌诀，最早见于宋代陈衍《宝庆本草折衷》，危氏通过实践认为十九畏药物并不尽然相畏，是可以并用的，而且用的恰当亦能发挥较好的疗效。危氏《世医得效方》中收入了众多的畏药并用的方剂，如万安丸、十补丸方中官桂与石脂同用，加味控涎丸和牵牛丸方中巴豆与牵牛同用。诸如此类，十九畏药物并用比比皆是，主要有人参与五灵脂、乌头与犀角、官桂与石脂、朴硝与硫黄、巴豆与牵牛等并用。虽然这些药物均配伍在复方之中，但它们所带来的功效是肯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危氏畏药并用其实很巧妙，大多应用在丸剂、散剂中，这与今天常用的汤剂并不相同，这可能是危氏畏药并用而不会发生相畏不良发应的奥妙所在^[22]。

危亦林善用自然铜治骨伤，经验独到，富有创见。危氏在《世医得效方》中指出：骨折早期要禁用自然铜，须在“临欲好时”用之方妙。危氏用自然铜之法颇为科学，骨折和软组织损伤的初期，若内服自然铜容易造成局部瘀血难于吸收，自然铜且极易导致机化而形成“硬结”，无助于损伤的吸收和骨折的愈合。危氏所用方药，疗效可靠，如内服之自然铜散，外用之活血散等，沿用至今，疗效不衰，如此经验确实是宝贵而难得^[22]。

2.3.7方剂创新旴江医家，广搜名方，善创新方，所撰方书中载方宏富，馈惠后人。如危亦林《世医得效方》20卷、沙图穆苏《瑞竹堂经验方》15卷、徐倓《易简归一》数十卷、游东之《集验良方》6卷、葛雍《刘河间直格论方》3卷、黄大昭《集验良方》6卷、赵宜真《仙传外科秘方》11卷，其中以危亦林、沙图穆苏研创的新方影响最为深远。

危亦林《世医得效方》载方3300余首，创制了许多特色秘方。如参附汤、天王补心丹、玉屏风散、养脏汤、苍术散（二妙丸）、五仁丸、草乌散、水肿秘传八方、痈疽秘传十方、伤科二十五味方、伤科清心药方、伤科止痛三方、喉科灌漱破毒妙方、噙化开喉关方等，沿用至今疗效不衰。其中，如草乌散，为现存世界麻醉史上最早的麻醉处方。苍术散（二妙丸），因药简效宏后世有诸多化裁方如三妙丸、三妙散、四妙丸等，现代临床将此方及其衍生方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皮肤等临床各科，对关节炎、痛风、湿疹、不安腿综合症、结节性红斑、糖尿病、丹毒、带下病、卵巢囊肿、子宫内膜异位症、肾小球肾炎、过敏性皮炎、多发性神经炎、红斑狼疮、肺结核咳血、脚气、伤口感染等皆有着良好的疗效。柴苓汤，因疗效显著后世有诸多化裁方如柴苓煎、柴苓饮、加减柴苓汤等，在日本柴苓汤受到特别的青睐，广泛用于内、外、妇、儿等各科诸多疾病，如糖尿病性肾炎、狼疮性肾炎、IgA肾病、顺氯氨铂所致肾损伤、小儿肾病综合症、肝硬化腹水、慢性肝炎、酒精性肝损伤、系统性红斑狼疮伴血小板减少症、溃疡性结肠炎、类风湿关节炎、妊娠高血压综合征、习惯性流产、妊娠水肿、四肢慢性淋巴水肿、三叉神经痛、面神经麻痹、渗出性中耳炎等^[22]。

沙图穆苏《瑞竹堂经验方》载方340余首，选方效验独到，处方醇正，慎用金石，颇切临床，为历代医家重视有加。其中，气血双补方八珍散和明目方夜光丸（石斛夜光丸）首见于《瑞竹堂经验方》，二方疗效卓著，沿用至今，衍变甚多，广涉诸科，尤其是对后世治疗虚损与目疾方剂的组方配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二方基础上加减创制出繁多的效验俱佳的类方。八珍汤，具有调畅荣卫、滋养气血、补益虚损的作用，沿用至今，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各科，对增生性急性粒细胞白血病、白细胞减少症、胎位不正、颈性眩晕、冠心病、肝硬化腹水、心律失常、风湿性关节炎、缺血性贫血、骨折延期愈合、早期先兆流产、中晚期乳腺癌、肿瘤相关性贫血、萎缩性胃炎等有着良好的疗效。夜光丸（石斛夜光丸），具有滋阴补肾，清肝明目的作用，后世有石斛明目丸、还睛丸、固本还睛丸、琥珀还睛丸等诸多化裁方，沿用至今，对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炎、脉络膜炎、葡萄膜炎、视神经炎、干眼症以及神经性头痛、耳鸣耳聋、高血压、更年期综合征等有着良好的疗效^[25]。

2.3.8正骨创新危亦林首设《世医得效方﹒卷第十八﹒正骨兼金镞科》正骨科专卷，研创了许多正骨方法，使正骨科成为独立的学科，为后世正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危亦林研创有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牵引反向复位法治疗踝部骨折脱位。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用软绳从脚吊起，坠下身直，其骨使自归窠，未直则未归窠，须要坠下，待其骨直归窠。”此复位法出现比英国Davis于1927年使用与危氏相同的悬吊复位法要早近600年，位居于当时世界医学的前列。牵引反向复位法治疗踝部骨折脱位，“或骨突出在内，用手正从此骨头拽归外；或骨突向外，须用力拽归内，则归窠。”现今骨科临床施行的踝部骨折脱位复位法，仍是由危氏法发展而来。此外，危氏还研创有杵撑法和架梯法治疗肱骨头脱臼及悬吊法治疗髋关节前脱位，现今骨科临床施行的立位杠杆整复法和髋关节前脱位复位法亦是由危氏之法发展而来^[22]。

2.3.9外科创新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卷第十八﹒正骨兼金镞科》中记载了不少研创的外伤手术法及刀、剪、钳、凿、针等手术器械及缝合线。危氏主张对开放性骨折、肚肠皮肉破损等施行手术治疗。譬如，治粉碎性骨折“须用麻药与服，或用刀割开，甚者用剪剪去骨锋，使不冲破肉，或有粉碎者，与去细骨，免脓血之祸，然后用大片桑白皮，以二十五味药和调糊药，糊在桑白皮上，夹在骨肉上，莫令差错。”再如，治“肠及肚皮破者……用花蕊石散敷线上，轻用手从上缝之，莫待粪出，用清油捻活，放入肚内”“肚皮裂开者，用麻缕为线，或捶桑白皮为线，亦用花蕊石散敷线上，须用从里重缝肚皮，不可缝外重皮”。可见，危氏对外伤疾病施行的手术方法、步骤及过程，是比较科学可行的，已经达到了11世纪的最高水平^[22]。

2.3.10 眼科创新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卷第十六﹒眼科》专列八廓一节，首创八廓图，完善了八廓学说。宋代葆光道人有八廓之说，但既无图又无定位，未配有八卦与八位，因此无法确定八廓的具体部位。危亦林则根据家传和自己的实践，为八廓配上了八卦与八位，充实了八廓眼病的病因和病症。危氏首次将八廓配上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卦，并且将每一廓配属眼位“天廓传道肺、大肠，地廓水谷脾、胃，火廓抱阳心、命门，水廓会阴肾，风廓养化肝，雷廓关泉小肠，山廓清净胆，泽廓津液膀胱。”危氏的八廓配位，清晰的阐明了八廓学说，有利于指导眼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促进了后世八廓学说的发展。

此外，危氏发微创新，将眼科疾病分为七十二症，每症均列出治疗专方，便于临证辨治施用，而且列有洗药、点药、贴药、搐鼻药、针灸等丰富而颇具特色的眼科外治法，这对后世眼科外治法和针灸疗法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22]。

2.3.11喉科创新危亦林首设《世医得效方﹒卷第十七﹒口齿兼咽喉科》喉科专卷，创立“喉风十八证”新论，标志着危亦林成为“中国第一位喉科学家”。危氏辨治喉病，首论针治，次论药治，针药结合，重视体针以及咽喉口腔的局部针刺（喉针）、用药（喉药）或小竹管吹药（喉枪）等特色治疗，此实为中医喉科“喉针”流派及喉针、喉药、喉枪应用之肇始，受到后世的推崇和沿用。后世喉科医家多遵其法重针治和外治，如明代薛己《口齿类要》以及清代张宗良《喉科指掌》、郑梅涧《重楼玉玥》、金德鉴《焦氏喉科枕秘》、李纪方《白喉全生集》、破头黄真人《喉科秘诀》、吴氏与张宗良《咽喉秘集》、封一愚《咽喉秘传》、夏云《疫喉浅论》等。危氏对后世喉科学的发展，以及喉症临床分类辨治的创新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22]。

2.3.12制药创新元代，旴江流域建昌和樟树药业保持宋代“官药经营”“设肆制药”之势，在药材和中成药制备及药市经营等方面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如建昌药业，建昌太守沙图穆苏，亲掌医药和制定医药制度，尤其是经深入调查研究编篡了《瑞竹堂经验方》，指导旴江建昌药业研创和制定了膏丹丸散等中成药的制备技术和规范，以及研创出独特的炒、炙、煨、煅、蒸、煮、炆、熬、淬、霜、曲、芽、复制等中药炮制13法，逐渐完善了旴江药材炮制技术体系，形成了旴江建昌制药的独特风格。樟树药业，著名医药家侯逢丙、侯登父子，由宋末至元初坚持在樟树发展“设肆制药”，成为樟树药界的首户及领袖。侯氏父子指导樟树药业在药材炮制方面不断创新，樟树药业研创出独特的炒、煨、炮、煅、烘、焙、燎及洗、淘、泡、润、飞等中药饮片的火制法和水制法，逐渐完善了樟树药材炮制技术体系，形成了旴江樟树制药的独特风格。旴江流域建昌和樟树药业研创的独特制药技术和风格，为后世所遵从，沿袭至今，已远传东南亚诸国^{[2，5，14，25~26]。}

鉴于上述，元代旴江流域崇儒尚医，地方政府极其重视医学，大力推行医药新政，不仅设有“医户”户籍，还设立有医学、医学提举司等机构；医学，既是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机构又是医疗管理机构；医学提举司，负责中央太医院、广惠司、典医监、掌医监、广济提举司等医药机构下达的医药行政管理及对各级医学人才的考校，并且校勘医籍、辨别药材，指导各地医学，鼓励了医家的创新和著述，由此旴江流域儒医叠出，涌现出50位学养深厚的儒医大家，学说纷呈，创新层出，著书蔚然，撰有医籍27种，济世活人，代有传承，流传域外，谱写出一幅璀璨的“儒人达医”的群芳谱，促进了旴江医学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谢强，周思平，黄冰林.旴江流域及旴江医学地域分布今考[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12，24(6)：11~14

[2]谢强，黄冰林.旴江医学发展纪年[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13，25(3)：15~23

[3]谢强，周思平.旴江医家医籍及地域分布略考[J].江西中医药，2013，44(3)：3~6

[4]谢强，周思平.旴江医家医籍及地域分布略考（续一）[J].江西中医药，2013，44(4)：3~8

[5]吴小红.江西通史·元代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前，5~7，100~113，198~200，230，269~274

[6]谢强.旴江医学史考（先秦——汉晋）[J].江西中医药，2016，47(1)：3~5，11

[7]谢强.旴江医学史考（南北朝~五代）[J].江西中医药，2016，47(2)：3~7

[8]谢强.旴江医学史考（宋代~上）[J].江西中医药，2016，47(3)：3~6

[9]谢强.旴江医学史考（宋代~下）[J].江西中医药，2016，47(4)：3~8

[10]陈勋民.崇仁县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740，770~771

[11]章添元.南城县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395~396

[12]揭傒斯著，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19~321

[13]孙国如，黄文鸿.樟树中医药发展简史[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48~49，60~64

[14]柳培元.清江县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29~530

[15]危亦林.世医得效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6~9

[16]谢强.旴江喉科流派医家时空分布规律探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11)：3915~3917

[17]杨卓寅.江西杏林人物[Z].南昌：江西省卫生厅，1988.62~66

[18]罗伽禄，邓高平.临川文化系列丛书·千年教育[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227

[19]祝国龙.抚州地区卫生志[Z].抚州：抚州地区卫生局，2002.137~140

[20]陈会原著，刘瑾重校，李鼎评注，罗玉珍校勘.神应经[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149~150

[21]张国培，何明栋.江西省宗教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33，93~94，182~186，204，224，241~242

[22]危亦林.危亦林医学全书·世医得效方[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3~10，69~72，433~442，462~479，527~543

[23]谢强，魏小明.我国最早的喉科医生——旴江医家范淑清、危亦林考[J].江西中医药，2012，43(11)：10~12

[24]谢强，魏小明，杨淑荣，等.旴江医学喉科“喉针”流派溯源[J].中医耳鼻喉科学研究，2013，12(1)：18~19，22

[25]沙图穆苏. 瑞竹堂经验方[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2：序二，

[26]刘时觉.元代医籍年表[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3，33(1)：46~50

（本文刊于《江西中医药》2016年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