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旴江医学是中医发展历史中独具特色的地域流派之一，源远流长、名医辈出。其代表医家龚廷贤秉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理念，继承前贤诊治之精华，并基于其丰富的临床经验，著成《寿世保元》一书。该书“中湿”一篇独具特色，对湿病的诊治具有临床指导作用。对此篇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发现龚氏治湿重视脉诊，辨证分外感与内伤，强调治湿以治脾为主，擅用风药，擅治气分，灵活运用外治法，为后世治疗湿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龚氏精通经典，善治脾胃，强调“善理脾胃者，当惜其气，气健则升降不失其度，气弱则稽滞矣”。在饮食损伤证治方面继承了李东垣“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思想，提出脾胃分治、辨因论治等理论［4］。其在“中湿”的治疗上尤重治脾，龚氏提出：“湿能伤脾，脾土一亏，百病由是生焉。滞而为喘嗽，渍而为呕吐，渗而为泄泻，溢而为浮肿……为腹中胀、脐下坚，为小便难、大便自利，皆其证也。”脾为后天之本，可吸收水谷，产生水谷精微，并运化水谷精微至各脏，生成人体生命过程所需的精、气、血、津液等营养物质；同时脾居中焦，为一身气机升降之枢纽，与其他脏腑之间关系尤为密切。如心脾失调可导致血液的生成与运行失调，而出现心悸、眩晕、失眠多梦、异常出血等症；肺脾失调可影响气的生成（脾为肺之母）与津液代谢，从而出现咳嗽气短、痰饮、水肿等症；肝脾失调又可影响机体的输泄与运化，而出现胸闷太息、纳呆腹胀、肠鸣泄泻等症；脾肾失调可影响先天与后天的相互资生及津液的代谢，而出现发育迟缓、早衰、畏寒肢冷、泄泻、尿少水肿等症，故脾病可致百病［5］。湿为阴邪，易伤阳气，具有重浊、黏滞、易袭阴位等性质，感受湿邪日久，往往阻碍人体气机，继而影响全身，产生多种变证，且脾为太阴湿土，与湿气同气相求，湿易伤脾，故脾病又多见湿证，由是可知治湿以治脾为重。4 治疗特色
4.1 法以健脾、燥湿、分利为主
外感与内伤之湿常相互夹杂，相互影响，即“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之意［6］。龚氏治湿常兼顾表里，表里是个相对的概念，如皮肤与筋骨相对而言，皮肤属表，筋骨属里；经络与脏腑相对而言，经络属表，脏腑属里等。而病在皮毛、肌肉、腠理者，属表中之表；病在经脉、筋脉、骨节者，属表中之里［7］。偏于表者以发散表湿为主，偏于里者以健脾燥湿为主，通过微汗或（和）利小便，使湿邪上下分消，无论外湿内湿，都必治脾，故龚氏开篇即强调治湿以“健脾、燥湿、分利”为主。
如治风湿犯表，一身尽痛者，治以除湿羌活汤（羌活、防风、升麻、柴胡、藁本、苍术、生姜）。方中羌活、藁本、防风、生姜解表祛湿，导湿从皮毛而出，苍术健脾燥湿，升麻、柴胡引清阳上升，诸药合用使湿邪由表里分利而出。治寒湿客于经络，腰脚酸痛，浑身麻木者，予以五积散（陈皮、半夏、茯苓、苍术、桔梗、枳壳、厚朴、麻黄、白芷、肉桂、干姜、川芎、当归、白芍、生姜、大枣、炙甘草）。方中陈皮、半夏、茯苓、苍术、厚朴健脾燥湿，桔梗、枳壳升降气机，麻黄、白芷解表散寒，肉桂、干姜温脾肾之阳，白芍、生姜、大枣、炙甘草调和营卫，川芎、当归入血分而散寒，诸药合用，温畅三焦气机，而分利表里一身之寒湿。对于脾胃受湿，脊痛项强似折，身重倦卧，属内外湿并重者，治以羌活胜湿汤加味（羌活、独活、藁本、防风、蔓荆子、川芎、甘草、黄芪、白术、防己、生姜）。诸药合用，表里分利水湿，此方亦是“健脾、燥湿、分利”之法的体现。
对于里湿偏盛，如中湿伤脾而肿胀泄泻者，予渗湿汤（苍术、白术、茯苓、陈皮、猪苓、泽泻、厚朴、香附、砂仁、川芎、甘草、生姜、大枣、灯心草）。方中苍术、白术、茯苓、陈皮、猪苓、泽泻、厚朴、砂仁、灯心草均是健脾胜湿分利之品，又可宣畅气分，使得气化而湿亦化，再加香附疏肝和脾行气，生姜、大枣调和营卫，诸药合用而气分得开，湿邪从小便而出。至于肾气虚弱又伤风湿而腰背拘急、筋挛骨痛、偏枯冷痹者，治以独活寄生汤（独活、桑寄生、牛膝、杜仲、秦艽、细辛、肉桂、川芎、白芍、茯苓、人参、当归、熟地黄、防风、甘草、生姜、大枣）。方中熟地黄、桑寄生、牛膝、杜仲补肝肾、强筋骨，秦艽、防风祛风行湿，肉桂、细辛温肾散寒，当归、川芎、白芍活血止痛，更借酒力以增强温通之力，诸药合用，使风寒湿邪一齐尽解，而痹痛自止。此外，他还强调：“治风湿相抟，一身尽疼者，如病去，勿再服，以诸风药损人元气而益其病故也。”由此告诫医者应中病即止，勿过用发散之品损人元气。
龚氏紧扣湿与脾的关系，脾伤而百病生的生理病理特点，结合邪气的表里偏盛，治疗上健脾燥湿，因势利导，分利水湿，实为治湿妙法。纵观龚氏治湿所选之方，均为疗效确切且常见之方，相关论述也通俗易懂，极大地方便了后世医者学习模仿。
4.2 擅用风药
“风胜湿”一说出自《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央生湿，湿生土……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肉，酸胜甘。”但此时尚未见风药相关的记载。风药之名首见唐代，王焘《外台秘要》中提出“冷加热药……风加风药”，然这一时期也没有风药具有胜湿之效的相关论述。到了金代，张元素结合《黄帝内经》相关理论提出“药类法象”，将药物归纳为“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类，并在《汤液本草》中将独活、羌活、防风、柴胡、升麻、川芎、白芷等 20 余味整理为具备“风升生”性质的药物，逐渐形成“风药”概念的雏形。后经弟子李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明确了风药的概念，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诸风药皆是风能胜湿”［8］。风药能起到开阖皮毛、调气通郁的作用，使气血津液运行功能正常，改善机体微环境，从而消治疾病，在治疗湿性疾病上应用广泛［9］。
龚氏治湿亦多用风药，临床多用藁本、防风、麻黄、羌活、秦艽、升麻等具有发散性能的药物，旨在通过发汗，将偏于表的风湿之邪从皮毛分利而出，且防风、秦艽被称为“风中润药”，多有散而不燥、燥而不滞之意。后世薛生白治湿热之证亦多用风药，其在《湿热论》中提到：“湿邪挟风邪者……用药不独渗湿，重用息风，一则风药能胜湿，一则风药能疏肝也。”风药如今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类疾病的治疗中，如国医大师熊继柏灵活运用风药治疗过敏性紫癜，认为风药有祛瘀、止血、凉血之功，将风药贯穿治疗全程［10］；国医大师葛琳仪运用风药治疗脾胃病［11］；陈浩等［12］将风药灵活运用于心脑疾病的治疗中，有时会起到意料之外的疗效。
4.3 擅治气分
龚氏治湿重治气分，如治湿在表者，以羌活、防风等发汗解表之药，开上焦肺气，因肺主一身之气，为气化之先，气化而湿亦化；治湿在中焦者，多用苍术、陈皮、厚朴、砂仁等辛温具有流动之品，以开中焦气分，宣通气滞；治湿流下焦者，温肾、健脾、宣肺并施，以宣畅人体一身之气化。后世温病大家吴鞠通治湿证亦重治气分，其于《温病条辨》中多次强调“气化则湿亦化”，擅用薄荷、金银花、杏仁、通草等轻宣之药。然吴鞠通所治之湿多为风湿热邪，而龚氏所治之湿多为风寒湿邪，故虽用药差异偏大，但都重治气分。龚氏与吴氏治湿之法提示我们，无论外湿、内湿，治疗时均不可忘治气分，调畅气机，使气行则湿行，气化而湿化［13］。
4.4 擅用二术
《神农本草经》曰：“术，味苦温。主风寒湿痹死肌，痉，疸，止汗，除热，消食，作煎饵。久服，轻身延年，不饥。一名山蓟，生山谷。”但书中并未记载苍术、白术之区别，长年以来，两药一直混用。据现代学者考察苍术为《本经》中所记载的“术”，后世医者把白术和苍术混为同一物种使用，由于未能明确区分二者，以至于到宋代苍术与白术都存在混用的现象，直到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首次将二者功效及主治明确区分，苍术与白术才被分开使用［14］。龚氏认为：“白术，健脾强胃，治泄除湿，兼治痰痞；苍术健脾燥湿，发汗宽中，更祛瘴疫。凡空屋久闭者，不宜辄入。欲入，先以香物及苍术之类焚之，俟郁气发散，然后可入，不然感之成病，久闭井窖，尤宜慎之。”其治湿之方，多用苍术，或二术并用。若单用白术，必借助酒力，如经验白术酒（白术一两，去芦、油，土炒，上锉作一剂，好酒煎，温服）可治中湿遍身疼痛，皮肉痛，不能转侧者。而单用苍术则无需借助酒力，熬膏水调服即可，可知苍术燥烈宣通之性强于白术，更宜于中湿之证。
4.5 擅用外治
中医外治法是中医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理瀹骈文》提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龚氏治病灵活，擅长外治，如治肾气虚弱，又感风寒湿邪，合而成痹者，除内服独活寄生汤外，还需外用金凤花、柏子仁、朴硝、木瓜煎汤洗浴，以起舒经活络之效。治中湿骨节疼痛者，用除湿膏（广胶、生姜、乳香、没药、花椒）贴于患处，并借热力使药力渗透入里（用鞋底烘热熨之），直达病所而止痛。治夏月患湿，脚趾肿胀不能行走者，用九月间收茄根悬檐下，煎汤洗之。治湿气流注，痛不可忍者，用金银花和酒糟研烂，入瓦罐中烘热后敷患处，立愈；或生姜汁、葱汁各 1碗，加牛胶半斤，文火熬成膏，再加麝香 1 钱，贴痛处，可见湿水如汗出，即愈。这些方法组方简单，取药方便，大多来源于民间秘方、奇方、验方，切合临床，亦是当时旴江流域的民间特色医学的反映［15］。
5 结语
湿邪致病比较广泛，如今较多疾病的内在病因与湿邪相关，如仝小林发现新冠病毒与寒湿疫毒相关［16］；王茂泓从湿论治痛风性关节炎［17］；曾钰梅等［18］认为，“湿邪从化”贯穿于肠癌病机演变的始终，提出从湿论治肠癌。龚氏在《寿世保元·卷二·中湿》篇中对湿病的辨证论治作了详细论述，围绕湿邪的致病特点，将湿的来源分为外感与内伤，强调治湿以治脾为主，以健脾燥湿分利为法，旨在将湿邪从汗与小便排出体外。在中湿的用药上擅用风药，以宣气分为重，与后世温病学家吴鞠通、薛生白等治湿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其外治法操作简便，疗效立竿见影，对中药塌渍、熏药治疗等中医适宜技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龚廷贤一生著述颇多，为了让天下后世之人都到达“仁寿之域”，多方收集验方，结合自身临床经验，将百投百效者分门别类，汇成《寿世保元》，“中湿”只是其中短短的一篇，却蕴藏了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理、法、方、药论治湿病的体系。龚廷贤作为旴江医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值得我们对其学术思想深入挖掘，广泛应用于临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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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江西中医药》202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