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钱美 罗春洪 方夏红 陈震
（江西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昌 330004）
摘要：龚居中作为旴江流域古代十大名医之杰出代表，一生著述颇丰。 龚氏临床实践积淀深厚，学术视野广博，于中医内、外、妇、儿各科均有专门著述传世，彰显其全面而精深的医学素养。 在其诸多著作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医德思想，阐述医家应具备的才德品行、医术修为，以及利济苍生的功过准则。 此举旨在引导医家超越单纯的技术层面，深刻领悟并践行“生生之德”的医学真谛，体现了龚氏医学伦理思想的高度与深度。龚居中所倡导的医德文化内涵，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医学人文精神，更在当代医学实践中，对提升医者的职业道德修养、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等方面，均展现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与时代价值。
关键词：旴江名医；龚居中；医德思想；文化内涵；当代价值；医患关系
龚居中，字应圆，号如虚子，江西金溪人。明代晚期太医院医官，江西省历史上十大名医之一。他毕生习医，勤奋好学，精通医理，临床经验极为丰富，对内、外、儿科都有所长，而且通晓针灸、气功等祛病养生之术。“儒医仙骨”是世人对龚居中的印象，其友人桂绍龙在《福寿丹书》“序”中提及“始知应圆初习举子业，能属文，髫年善病，因弃而学医”，可知龚居中因病而由儒转医。后又在行医过程中结识多位道友，深参道家精义援道入医，精通儒道医三家。当前学术界对龚居中的研究多聚焦于其临床诊疗技术、 养生实践方法的研究，关于其医德思想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从龚居中医德思想的文化渊源、 文化内涵的解读及当代价值进行论述。
1 龚居中医德思想的文化渊源
医德即为医学道德， 作为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体现，是与医学实践同源共生的伦理体系。 《说文解字》中对“道”与“德”的解释是：“‘道’，所行道也，本义为道路，引申指路程、行程；‘德’，升也，本义是登高、攀登，用作名词，是指道德、品行。 ”[1] 道德一词，在汉语中可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著的 《道德经》，书中有：“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2]其中“道”指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而“德”是指人世的德性、品行、王道。 但德的本意实为遵循道的规律， 来自发展变化的事物。 在当时，“道”与“德”是两个概念，并无道德一词。“道德”二字连用始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
之谓道德之极”。
医德根源于中华美德， 是医家修养的内在规定性，医德又是医家人格与品性的提升，也是医药文化的升华[3]。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人类医疗活动的萌芽阶段：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巫医同源时期，占卜疗疾与救死扶伤的双重职能中已孕育着生命敬畏的伦理基因；《周礼》中“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的记载， 则昭示着先秦时期医疗行为已具制度化伦理约束。
在理论构建层面， 我国传统医德思想历经漫长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明确将人的生命价值置于天地万物的首位， 从宇宙观高度奠定了医者敬畏生命的伦理基础； 唐代医家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一书，是我国中医史上最早、最全面且系统地论述医学道德的经典专著。他将个体生命价值提升至哲学高度，并确立“精诚合一”的执业准则，将医德提升为可操作的执业规范，标志着中国古代医德理论走向成熟；宋代理学兴起，儒医合流，“儒医”将儒学思想与医学实践融会贯通，有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及“知医为孝”的思想观念，并撰写了大量医学著作，来强调医德的重要性。由此，中医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为由儒及医、儒医融合提供了便利的条件[4]。 这一时期，医德体系得到丰富和完善。 明清时期， 医德思想体系走向更加完备、成熟的阶段。许多医家在著作中提出自己的医德思想，如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特设《医家十要》《病家十要》篇章，对医家道德规范的要求更加条理化、具体化，对患者也做出要求，为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作出了巨大贡献。喻昌在《医门法律》中，以“法”“律”规范诊疗行为，开创中医伦理学体系化先河。
纵观我国传统医德思想的发展脉络， 都体现着“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历代医家对生命的探究、对生命价值的珍视，也是“生生之德”的实践者。
2 龚居中医德思想的文化内涵
龚居中由儒转医，后援道入医，其独特的人生轨迹使他得以从儒、道两家思想中汲取丰富养分，进而汇聚成独具一格的学术思想体系。而他的医德思想，更是深得儒、道两家精髓，别具韵味。 龚居中著述颇丰，在其著作中多处谈及医德，告诫医者要有仁心，时刻保持审慎严谨的态度。在《福寿丹书》卷末，作者附有“祝养生家五则”一文，是引用明代医家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中“祝医家五则”，从五个维度对医者的职业操守提出明确规范， 体现了龚居中对医家职业道德修养的重视，既强调医术精研的重要性，更谆谆告诫医家须以德行为本， 追求医技与仁心的双重提升。
2.1 尊生贵生，医乃仁心
仁爱之心是医者的必备之德。 晋代医家杨泉提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强调医家需有仁爱之德。“仁”乃人性之生发，而医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仁术”，乃是医者仁心的自然生发[5]。仁术之基，在于尊生贵生的生命伦理。《黄帝内经》开明宗义指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 ”孙思邈则强调：“人命至重，贵于千金。 ”人类作为天地间最具灵性的存在，其生命价值至高无上，却又脆弱易逝，生死往往系于须臾之间。龚居中深刻认识到，医者必须时刻保持敬畏之心，临证之际当时常自省：用药是否切中病机？ 方剂是否合乎病情？ 因一旦误治，药入咽喉则追悔莫及，生死存亡常在转瞬之间。因此，医者唯有怀揣仁爱之心，以精益求精的医术为根基，方能真正践行“悬壶济世”的崇高使命。 这种“以仁为本，以术为用”的医道观，彰显了对生命至高无上的尊重与敬畏。龚居中友人邓志谟在《外科百效全书》“小引”中，援引孟子“夫人一身无尺寸之肤不爱， 无尺寸之肤不养” [6]之语，揭示人体乃有机整体，纵使方寸肌肤亦当珍视养护，不可偏废。 邓氏进而指出，人体内外失调皆可致病，重者危及性命，此正龚居中精研外科学之缘由。观其著作，上至疮疡中毒之重症，下及肌肤毛发之微恙， 无不详加论述， 这种对生命无分巨细的呵护态度，实乃龚氏医者仁心的生动写照。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收录的诸多效验方剂皆为龚氏世代相传的秘方。然而龚居中并未将其据为私产，而是以济世为怀的胸襟，将这些珍贵方药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世。其言“与其藏之枕内， 熟若广之海内”， 这种打破门户之见、广传医道的做法，不仅彰显了其“医乃仁术”的高尚医德，更体现了传统医家“普救含灵之苦”的大医精诚。 正是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使得这些宝贵经验得以惠及万民，泽被后世，实为医者最高境界的体现。
在明代，妇女与儿童是医疗中被边缘化的群体。孩童因无法正确诉说病情，因而儿科被称为“哑科”。而妇女则受儒家“男女有别”的思想影响，明朝政府与统治者更是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推动。 明初朱元璋更是规定：“男子妇人，必要有分别。妇人家专一在里面，不可出外来，若露头露脸出外来呵，必然招惹淫乱的事。 ” [7]这种传统礼教的束缚，使得妇女的活动空间受限。 她们就诊时，不敢与医者接触，富贵人家更是隔着帷幔丝巾诊脉，或由家人代以诉说病情，医家无法直接进行望闻问切。 《节妇》当中就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位寡妇马氏乳腺生疮溃烂，痛苦不堪，因为她生病的地方比较隐私，所以她一直拒绝就医，最终因病而离开了人世，“男女有别”的思想观念致使其丧失了生命。更有明代医家张介宾提出“宁治十男子，莫治一妇人。 此谓妇人之病不易治也”的理念。这种“妇病难治”的普遍认知，客观上造成了当时女性求医问药的诸多阻碍。然而龚居中秉持“医乃仁术”的根本理念，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济世情怀，特编纂《女科百效全书》《幼科百效全书》等专著，更将家传小儿推拿手法著于书中，传与世人。以其精深的医理和实用的方剂，为后世妇孺健康保驾护航，彰显了“医者父母心”的大爱情怀。 这种突破性别偏见、专为弱势群体著书立说的医者风范，实为杏林典范。
2.2 精通药理，慎炮躬行
为医者首重药理。 千古医道，始于尝药。 自春秋时期，便有神农氏跋山涉水，遍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几度濒死，终得药性真知，开创医药先河。及至明代，更有药圣李时珍，倾注半生精力，足迹遍及九州，亲尝毒草以验其性，历时三十寒暑，终成药学巨著《本草纲目》，集本草之大成，垂范后世。 常言道：“医者不识药不可为医，药离医理，必失其宗”。 医药本为一体，相辅相成，医家不仅要明辨药性，更需深研药理，通晓药物之性味归经、功效主治、道地产区乃至炮制要诀。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提出：“尝思用药如用兵。 善用兵者必深知将士之能力，而后可用之以制敌；善用药者亦必深知药性之能力，而后能用之以治病。”[8]以用兵喻用药，强调唯有透彻掌握药性，方能灵活运用切中病机。缪希雍则认为：“既识药矣，宜习修事，雷公炮炙，固为大法，或有未尽，可以意通，必期躬亲，勿图苟且。”强调在识药的基础之上，亲自炮制药物也很重要。
而在明代，龚居中所处的江西，药帮正值兴盛，分为“建昌帮”和“樟树帮”。 当地独特的饮片炮制技术享誉全国，其炮制加工自成体系，各具特色，炮制工具、辅料、工艺独具风格[9]。 掌握正确的炮制之法，不仅能降低药物的毒性，更能增加药物疗效，扩大药物的治疗范围，实为医者必修之术。龚居中对中药炮制学有着独到的见解与实践创新。 在 《痰火点雪·卷四》中，他系统论述了制艾工艺，从艾草采收年份的考究、生艾与熟艾的性状鉴别，到艾绒捣练的具体技法，均作了细致入微的阐述。其炮制理论既承袭明代徐大椿“制其偏性，醇其药性”的核心思想，又能结合临床实际需求推陈出新。在具体炮制工艺上，龚氏善用辅料以调控药性：以咸寒盐水炮制益智仁，既存其温补之效又制其燥烈之弊； 通过酒炙仙茅增强温肾之功，醋制甘遂则显著降低毒性。针对五官科用药特点，采用麸炒枳实以缓其破气之峻，米泔水制苍术以和其辛燥之性，使药物更切合局部治疗需求。在养生方剂的配伍中，尤重炮制工艺的运用，如茯苓粥方中白术、山药等健脾药物均经特殊炮制，既增强补益功效，又使其性质平和，更适宜长期调养服用。 龚居中不仅炮制工艺丰富精湛，炮制的方法也颇丰，一味药可以按照不同的炮制方法达到相应的疗效， 如熟地黄在《内科百效全书》中就有 6 种炮制方法，可见龚居中不仅精通药理，对药物的炮制也有考究。
由是观之，医无药则不立，药无医则不彰。 唯有医药兼通，理法并重，方能传承岐黄精髓，济世活人。医者之道，需理论与实践交融，既要沉潜典籍，探求医理；又要躬身实践，验证所学。更须常怀敬畏，精益求精。 唯有如此，方能成就济世良医，不负“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之重责。
2.3 虚怀若谷，慎思笃行
谦虚谨慎是医者必须坚守的立身之本。“虚怀若谷”引自《道德经》：“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指胸怀像山谷一样深广，形容十分谦虚，能容纳别人的意见。 中医学作为一门集理论与实践之大成的生命科学，其体系之博大、内容之精深，要求从业者必须具备海纳百川的胸襟。龚居中作为明代医学大家，他一直秉持虚怀若谷的治学态度，在其著作中，论证各病症时，总是严谨客观地引述各家学说，而后谦逊地附上自己的临床心得。尤为可贵的是，即便在提出经过实践验证的有效方剂时，他也总是以“附拙见治验”这样谦逊的口吻表述，从不标新立异或自诩高明。在《痰火点雪》中，他系统梳理了历代医家对痰火证的认识，对各家学说都给予客观评价。在提出自己的治疗方案时，必先详述前人经验，再以“愚意以为”“尝见”等谦辞引出个人见解。即便是在记载确有疗效的案例时，也仅以“偶得一效”“姑录备考”等谦逊之语加以说明。 这种精神在其代表作《女科百效全书》中得以充分体现，友人刘孔敦在该书“凡例”中阐述了他的学术渊源：“在各论根于《素问》《灵枢》、叔和、贞白，暨朱丹溪、李东垣、刘河间、陈良甫、薛立斋诸家千百卷，合为采撰。 ”[10]他以深厚的学术功底为基础，对各家学说进行了系统性的消化吸收和创造性转化。 他深知医学之道重在传承创新，既不泥古不化，也不妄自尊大。 如关于人参在治疗内伤火病中的运用问题，历代医家众说纷纭，见解各异。 龚居中在系统梳理各家学说的基础上， 以独到的学术眼光指出“故守之者泥而执一，遂视人参如蛇蝎，则不可也”。龚氏认为当时医界存在的两种极端倾向： 或囿于前人成说，将人参视若蛇蝎，畏之如虎；或不明药性，滥用无度。 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实为医者大忌。 龚居中突破传统窠臼，通过大量临床实践，提出人参“皆虚而不足时，可用也”“皆火郁内实，不可用也” 的用药准则，极具指导意义。
行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故而在临床实践中，龚居中始终秉持着极为谨慎的态度， 这一态度在其著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女科百效全书》 中指出：“平和之气，三旬一见，不可不慎也！ ”“凡此六淫外侵，而变症百出，犯时微若秋毫，成患重如山岳，可不畏哉！”此外，《痰火点雪》中提及：“倘因循失治，致于肌肉脱尽，形体羸，块腐核烂，势若坏都，可复御乎？慎之慎之。 ” [11]这些论述表明，龚居中对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规律有着深刻且成熟的认知。他通过“不可不慎也”“可不畏哉”“慎之慎之”等警示性语句，提醒后人在面对此类疾病及相关情况时， 必须保持高度警醒，秉持慎重的态度，切不可掉以轻心。 医者不仅需精研岐黄之术，更当锤炼临证功夫，方能悬壶济世。医道关乎生死，一药之差可夺人命，一穴之谬能损真元，诚如史堪在《史载之方》中所言：“浅深轻重之间，医者之精粗，病者之性命。 ”医者的技术水准关乎患者愈后。龚居中也深谙此理，在痰火证灸法治疗中特别强调：“但医必择其素熟经络穴道者乃可，不尔，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非徒无益，而反害之。岂以人命若草菅耶？ ”指出实施灸法者必须对经络循行、腧穴定位有精准认知，否则看似微小的定位偏差，都可能导致气机逆乱，非但不能达到预期疗效，反而可能加重病情。这种对医疗精准度的极致追求，正是医者需有的谨慎态度。
2.4 深心暮道，不为利诱
“以德为先、以义为重”乃医道之根本。义利之辩早在千年前就有，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明确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著名论断，奠定了儒家义利观的基本框架。其后，荀子在《荣辱》篇中进一步阐发：“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将义利之序提升至人格荣辱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这种义利观并非简单否定物质利益的价值， 而是深刻批判“见利忘义”的价值取向。其核心要义在于：任何利益的获取都必须以道德伦理为根本前提， 当义利发生冲突时，必须“见利思义”（《论语·宪问》）。 这种思想强调，只有符合道义原则的利益才具有正当性，而那些违背伦理纲常的获利行为， 即便能带来暂时的物质收益， 最终必将损害个人的道德品格并破坏社会的基本秩序。
中国古代医家深受儒家义利观之熏陶，将“重义轻利”的思想精髓内化为医德之根本。 医者所承，实乃生死之托；所系，诚为性命攸关。 生命的无上价值远非世俗之利可比。三国名医董奉隐居庐山，治病不取分文，但求愈者植杏为报。积年累月，蔚然成林，他以杏子换粮赈济贫民。“杏林春暖”之佳话，遂成医德之典范。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谆谆告诫：“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此语道出了医者超越功利、以济世为怀的崇高境界。 这种以仁为本、以义为先的职业伦理，至今仍为医界所尊崇。明代大医缪希雍更是提出“富贵贫贱，等心就济，纵有功效，任其自酬，勿责其报。”强调医者应以平等心施治，不以患者身份的贵贱而有所区别，更不应以疗效索酬，而是让患者根据自身能力自愿酬谢， 此乃真医者之风范。清代医家费伯雄有言：“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 ”此语道破习医之真谛，惟存济世之初心，方得医术之真传。医者若心怀功利计较却执掌救人性命的医术，则必失医道之本真。龚居中更是对那些唯利是图的医家嗤之以鼻， 因为计较分毫之利而延误患者病情，实在不是君子之所为。故而龚居中就使用人参这个问题时告诫：“庸医每谓人参不宜轻用，诚哉其为庸也。好生君子，不可轻命薄医，医亦不可计利不用，盖病者薄医，实所以自轻其生，医者计利苟且，所以自乖其行也。”用药之道，贵在辨证精准，而非计较贵贱。当诊断准确，用药对症，人参当然可用。须知，医道之崇高，正在于超越利害得失。龚居中在探讨痰火证的戒忌时， 特别强调了财富与生命的辩证关系，其论述精辟而深刻：“夫诸欲之内，惟财则利益人多，盖人非财则无以治其生。 故谚云：财与命相连， 然财固必用， 但轻重较之， 则财又轻于命也。 ”强调财富固然是维系生存的必要条件，但当与生命健康相较时，生命的价值显然更为重要。龚氏此论虽为告诫痰火患者而发，劝其勿因逐利而伤身，实则展现了医家超越世俗功利、 以护佑生命为本的职业操守。这种重命轻利的价值取向，不仅适用于病患调养，对世人普遍的生命态度也有一定的启示。
3 龚居中医德思想的当代价值
龚居中位列江西古代十大名医之林， 其医术精湛，临证经验丰富；其医德高尚，诚为“生生之德”之典范。观其行医之道，既重“大医精诚”之训，又践“仁心仁术”之旨。今观其遗训，于提升医者道德修养、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方面，犹具深远启示。 其德其术，实为后世医者之楷模，历久弥新而不替。
3.1 提升医者道德修养
中医学历经千年传承而不衰， 有赖于历代医家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从《黄帝内经》奠基，到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立论，再到孙思邈《千金方》集大成，这些传世典籍不仅承载着精妙的医术，更蕴含着“大医精诚”“仁心仁术”的医德精髓。这些穿越时空的医德思想，犹如一座璀璨的精神宝库，其中龚居中的医德思想，正是这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瑰宝，为新时代中医药行业加强作风建设、 弘扬职业精神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当代医疗环境中，医德医风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重温明代医家龚居中的医德思想， 对于培育德才兼备的医疗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首先，龚居中始终秉持“生命至上”的行医理念。医务工作的特殊性在于其直接关乎生死，这就要求医者必须以敬畏之心对待每一个生命， 在诊疗过程中做到事无巨细、精益求精。无论患者身份贵贱、病情轻重，都应一视同仁，恪守“大医精诚”的职业操守。 其次，龚居中展现了严谨求实的专业精神。他不仅熟谙药理，更亲力亲为掌握药物炮制技艺。这种对专业技能的极致追求启示当代医者： 必须夯实专业基础，对诊疗方案要做到胸有成竹，特别是在用药时更要慎之又慎，因为“药物下咽则不可反”。 再次，龚居中的治学态度值得借鉴。 他谦逊好学，熟读经典而不泥古，在继承先贤智慧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这种治学精神提示我们：医学发展日新月异，医者必须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既要传承精华，又要开拓创新。 最后，龚居中的谨慎作风尤为可贵，他在诊疗时反复推敲，对疑难病症更是三思而行。这种审慎的行医态度对防范医疗差错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3.2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近年来， 医患关系紧张问题日益凸显， 恶性伤医、医闹等事件频发，严重破坏了医疗秩序和社会和谐。 研究显示， 遭受过语言暴力的医务人员占比为59.8%， 身体上受到过伤害的占比为 13.1%， 仅有27.1%的医务人员未遭遇过暴力事件[12]。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表明， 医患矛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本质上看，医患关系是医患双方共同构建的生命共同体，其和谐发展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明代医家龚廷贤提出的“医家十要”与“病家十要”，就强调了医患双方的责任：既要求医者规范行医，也倡导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 对医者而言，龚居中主张：其一，当竭尽所能救治患者。他身体力行，将家传医方及小儿推拿手法公之于众，造福后世。 其二，在讨论痰火证用人参时，他引用杨起之言警示后人：“人参载本草，人所共知，近因病者吝财薄医，医复算本惜费，不肯用人参疗病，以致轻者至重，重者至危。 ”强调医者若因药物价格而畏首畏尾，贻误病情，实为医者大忌。 治病救人时，当以患者健康为首要考虑。 对患者而言，自古有扁鹊“六不治”之说，其本质在于选择能够建立互信关系的治疗对象。龚居中更直言：“好生君子， 不可轻命薄医”“盖病者薄医，实所以自轻其生”，深刻指出患者对医者的不信任，实则是对自身生命的不负责任。构建这种以医患互信为基础、责任共担为核心的协作型医患关系，对新时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范式启示。
4 结束语
医德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要素， 在当代医疗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医务人员在追求医疗技术精进的同时，必须将医德修养视为职业发展的根本要求， 这既是医学人文精神的内在体现， 更是医务工作者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龚居中的医德思想体系内涵丰富，从多个维度构建了医者的职业伦理框架： 强调对生命价值的深刻认知，体现医学的人文关怀；主张医者应不断提升医术，追求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倡导严谨审慎的诊疗态度，确保医疗行为的科学性；坚守职业操守，在面对利益诱惑时保持医者的道德自律。 这一思想体系不仅反映了传统医学的伦理智慧， 更对新时代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务工作者、 构建和谐互信的医患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许慎，李青.说文解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
[2] 老子.道德经[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传媒有限公司，2023.
[3] 靳琦，裘梧.古代医家论医德医风医道[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3.
[4] 刘亚楠，姚鹏宇，李媛，等.儒医探赜[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4，39（4）：2050-2053.
[5] 王明强.“人”“仁”考辨与“医乃仁术”[J].辽宁中医杂志，2014，41（5）：909-911.
[6] 龚居中.外科百效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7] 桑龙震.明代医护活动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21.
[8]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
[9] 谢强，章德林，黄冰林.旴江医派志略（续三）[J].江西中医药，2019，50（11）：3-7.
[10]龚居中.女科百效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11]龚居中.红炉点雪[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8.
[12]武献峰，李小利，庞栋，等.中国医患关系的现状分析与改善对策[J].中国现代医生，2025，63（18）：68-70，112.
（本文刊于《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5年第2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