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旴江医家危亦林的疫病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2026-05-06 15:44  
刘浩然   陈欣雅   赵吉超   陈谦峰
江西中医药大学   南昌 330004)

        摘要:江医家危亦林的著作《世医得效方》中涵盖了疫病的诸多内容,既阐述了个人对疫病病因和证类的独特见解,又系统总结了各类疫病的防治方法。危亦林认为疫病的基本病因为六气愆和、瘴疠之气和饮食劳役,提出寒、温、燥、湿、饮食劳伤等疫病证型分类。在防治方面,经典名方玉屏风散和各类特色疗法,尤其是灸疗,在疫病的防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一直沿用至今并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关键词:江医学;危亦林;世医得效方;疫病;玉屏风散
        从上古时代起,疫病就成为了危及人类生命的罪魁祸首之一,先秦时期的人们对“疫”便有所记载,但在当时尚未明确其含义。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言:“疫,民皆疾也。”这足以说明疫病是一种传染性极强、危害性高的疾病[1]。旴江医学为我国古代著名医学流派之一。危亦林,字达斋,是元代著名的旴江医家代表,他继承了危氏五代之所学,最终汇集成唯一传世的著作《世医得效方》。该书“依按古方,参之家传”,以医学十三科目将历代著名方剂以及五世积累的经验良方进行分类编撰,其中涉及的疫病种类多达 10 余种,有阳毒、痎疟、沙证、时疫、诸疸、霍乱、下痢、疰忤、痨瘵、脚气、疟疾、霍乱、疠风、缠喉风、瘰疬等。危亦林关于疫病病因、证类与防治相关内容的阐述较为丰富,形成了以病因说、证类说与防治说为主体的疫病观,为后世医家对疫病的进一步认知提供了铺垫与启迪。
1    中医疫病观的发展与演变
        疫病一词,上可溯源至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而近年来新发的 COVID-19 病毒,使得医学界对疫病的重视程度再一次登上了高峰。历经千年岁月,中医界对疫病的认知也在不断地演变与进步。
1.1    鬼神致疫说
        我国甲骨文大师董作宾的著作《小屯殷墟文字乙编》中记载了商王武丁时期一次巫师占卜的情景:“甲子卜,殻贞:疾疫,不延?”“乎比疫,正?”无论君王和百姓,都祈求疫病能够不再肆虐。由此可见,我国上古时期的先民由于思维方式和医疗条件的限制,无法客观地理解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故仅能主观地视其为鬼神之力所作,向上天神灵行卜、祈祷。
1.2    气化致疫说
        随着社会思想的发展,人们对疫病的认知逐渐由原始的鬼神致疫观转变为气化致疫观[2]。《素问·气交变大论》言:“灾眚者伤之始,气相胜者和,不相胜者病,重感于邪则甚也。”即四时主气能胜客气则和,不胜则病,如果感受了过多的邪气,便会导致病势加剧。《素问·刺法论》所言“五疫之至,皆相染易”则直接指出了疫疠之气具有强烈的传染性,不同于正常的四时之气。
1.3    杂气致疫说
        从汉代开始,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便更加趋于具体化、分类化。东汉时期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寒疫”之说,并提出了相应的治法治则。隋朝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则将疫病进一步分为“寒疫”与“瘟疫”,又提出了某些因疫而死的牲畜会将疫病传染给人,“又因疫病而死者,亦有毒”,这是对疫病的进一步认识[3]。明代吴又可所著《瘟疫论》则提出“杂气病因”学说,让疫病从传统的伤寒体系中独立出来,并形成了具备完整理论体系的温病学说[4]。
2    危亦林疫病观之病因说
        在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关于疫病病因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卷一《集病说》与《集证说》之中。其中大致分为三方面,即六气愆和、瘴疠之气、饮食劳役。危亦林认为疫病的发病因素不仅与四时不正之气、瘴毒之气有关,还与人的饮食劳作习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1    六气愆和说
        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例·阴阳大论》言:“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冰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春、夏、秋、冬分别对应着温、热、凉、寒 4 个不同的季节主气,当客气反胜主气之时,便会滋生疾患。《世医得效方·集病说》言:“时疫流行,则当审其春合暖而寒,夏合热而冷,秋当凉而热,冬当寒而暖,是皆六气愆和,而生斯疾。”愆,此指“丧失”之意,即天气失去了正常的运行规律,出现了四时不正之气,春暖反寒、夏热反冷、秋凉反热、冬寒反暖,非其时而有其气。这些时行邪气导致了疫病的出现和流行,并且患者在症状上颇有相似之处。
2.2    瘴疠之气说
        在我国古代,长江以南,尤其是岭南地区,由于山林沟壑众多,气候潮湿炎热,虫媒猖獗,瘴疠横行,故被称为“瘴疠之乡”。瘴气指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一种特殊之气,在晋代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中便有着对瘴气的认知,并记载了“度瘴散”等专治瘴气的方药[5]。疠则多指疾病病势的严重性,《说文解字》曰:“疠,恶疾也。”由此可见,瘴疠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传染性疾病。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瘴虐》中则提出了对瘴疠之气的进一步见解:“挟岚瘴溪源蒸毒之气,自岭以南,地毒苦炎,燥湿不常,人多患此。”危亦林认为这种山林之间的湿毒之气,是导致瘴虐的根源。又言:“皆由败血瘀心,毒涎聚于脾所致。”他认为此种瘴疠之气侵犯人体后会毒犯心脾,使血乘上焦,令人突发昏迷躁狂。
2.3    饮食劳役说
        疫病的病因除了外感四时不正之气、瘴气毒邪等外部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体内因的影响。《素问·五常政大论》王冰注曰:“夫毒者,皆五行标盛暴烈之气所为也。”阴毒与阳毒在《金匮要略》中被描述为感受疫毒、侵入血分的病证,张仲景也提出了阴毒并非单指阴寒之病,而是天地恶毒之气侵犯于阴经所致的一种急性传染性疾病[6]。危亦林认为人的饮食起居、日常活动等内部因素也是导致阴毒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世医得效方·集病说》言:“阳毒之为病,乃阳气独盛,阴气暴绝。阴毒之为病,本因肾气虚寒,或因冷物伤脾胃,内既伏阴,外又感寒所致。”危亦林认为阴毒的发生是人体自身正气匮乏,脾胃阳气受损,又加之外感寒邪合而致之。
3    危亦林疫病观之证类说
        危亦林将疫病的证型按照发病因素、症状表现、病位特征的不同,分为温、燥、寒、湿、饮食劳伤 5 类,并详细描述了各类疫病的典型症状特点与发病机理,是中医学历史上较早系统分类疫病证型的医家之一。
3.1    温疫
        《世医得效方·集证说》言:“时疫证杂,发热,腰痛强急,脚缩不伸,胻中欲折,目中生花,或涩涩憎寒复热,名曰温疫。”在危亦林看来,“冬合寒而温暖”后待到春季便发为温疫,其主要的症状表现为发热恶寒、肢体疼烦、鼻塞身重、寒热往来等,这与明代医家吴又可《温疫论》中提到“今邪在膜原者,正当经胃交关之所,故为半表半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温疫之邪的性质属热,侵犯人体后会使阳气怫郁,故而产生郁热[7]。
3.2    燥疫
        危亦林提出:“身体颤掉,不能自禁,或内热口干舌破,咽塞声嘶,名曰燥疫。”又认为:“春合温而清凉,夏发燥疫。”且燥疫之邪更加偏向于侵袭人体的阴液,会导致津液亏虚,脏腑肌肉形体失于濡养。清代名医喻嘉言在《医门法律·秋燥论》中首次提出将“燥”作为中医外感病因,而同代医家在《重楼玉钥》中记载了一种类似于白喉的疫病:“喉间起白腐一症 , 此患甚多 , 小儿尤甚 , 且多传染。”并指出此病是由于燥气流行所致[8]。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便归纳出了燥疫的基本特点,为后世医家的认识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3.3    寒疫
        《世医得效方·集证说》言:“头重颈直,皮肉强痹,或蕴而结核起于咽喉颈项之侧,布热毒于皮肤分肉之中,名曰寒疫。”危亦林认为寒疫是由于“夏合热,寒气折之”所致,既有类似于外感伤寒的一般证候表现,又具备疫病的特殊性质,主要症状表现为头身疼痛、恶风发热、项背强痛。危亦林对寒疫的认识与清代医家刘谦吉描述的“由温病将发,遇天令暴寒,又复郁之,名曰寒疫……寒疫之为病,身热头痛,憎寒恶风”是十分相符的[9]。
3.4    湿疫
        “乍寒乍热,损肺伤气,暴嗽呕逆,或体热发斑,喘咳引气,名曰湿疫”,危亦林认为湿疫主要是由于湿邪侵犯肺络和脾胃,导致出现“阴阳壅滞,气不升降,胸膈痞塞,心腹胀满”等症状。这符合湿性重浊黏滞的致病特点。同时,感受湿疫的患者,也存在气促干呕、咳嗽多痰、食欲减退等表现。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诸气》中提出了沉香降气汤可治疗湿疫的观点:“凌旦雾露,空心服食。去邪恶气,使无瘴疫。”湿疫之邪最易伤及脾胃,出现“时行寒湿泄泻,头疼发热自汗”“项强寒热,呕恶痰嗽”等湿疫的证候表现时,危亦林认为可使用香葛汤或人参养胃汤进行治疗。清代温病学派医家薛雪在《湿热论》中提出的“阳明为水谷之海 , 太阴为湿土之脏 , 故多阳明太阴受病”“又因温邪上受 , 首先犯肺”等湿疫病位在肺、脾、胃三脏的观点,其实危亦林早在《世医得效方》中便有所提及[10]。
3.5    饮食劳伤疫
        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疠风》中对疠风如此描述:“虽名疠风,未必皆因风。大率多是嗜欲劳动气血,热发汗泄,不避邪风,使淫气与卫气相干。”疠风也称麻风,是一种慢性传染病,能够通过接触传播。危亦林认为除了感受外界风毒邪气,自身的过度劳动与不良贪欲嗜好所导致的严重气血亏虚,也是诱发疠风的重要因素。明代张介宾在《景岳全书·杂证谟》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瘟疫乃天地之邪气,若人身正气内固,则邪不可干,自不相染。”人体正气充盛,疫病邪风就不易入侵,当阴阳盛衰过度,脏腑三焦便易发病变[11]。《世医得效方·卷第二》中提到了一个名为“搅肠沙”的病证,其表现为心腹绞痛、冷汗淋漓、胀闷欲绝等,“此亦由山岚瘴气,或因饥饱失时,阴阳暴乱而致”。危亦林认为搅肠沙的发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人体饮食劳伤、阴阳失和所致。
4    危亦林疫病观之防治说
        宋金元时期为疫病学的成长阶段,仍旧没有出现专门的疫病学专著,但对疫病学的认识有了较大的进展[12]。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中记载的治疫方法十分丰富,不仅有内服汤药,还灵活运用了刮痧疗法、熏洗法、浴法、灸法等。特别是灸法,危氏十分擅长运用灸法治疗疫病,著作中几乎所有疫病病种都记载了灸法的具体操作方式。
4.1    经典名方“玉屏风散”
        查阅现有刊行本《世医得效方》,虽书中并无玉屏风散,但据考证现存《世医得效方》另有不同版本[13]。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类方·自汗》载:“玉屏风散(《得效》):防风、黄芪(各一两),白术(二两)。每服三钱,水二盏,姜三片,煎六分,不拘时温服。”玉屏风散仅由黄芪、防风、白术 3 味药物组成,具有健脾益气、固表止汗的功效,多用于表虚易感或表虚自汗等病证,犹如“屏风”能够抵御风邪、扶正固表,多用于防病保健,且其中一味重要药材“防风”别名亦为“屏风”,故得名。黄芪性微温,为君药,可大补肺脾之气,固表止汗;防风性微温,既能防御外风,又能解表、祛风,恰如屏障;白术性温,可健脾益气、燥湿止汗。此方配伍精当、疗效显著,3 种药物相辅相成,广泛运用于疫病的防治当中,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
4.2    治法多样,内外结合
        在治疗疫病时,医家们多推崇内服汤药这一内治疗法,而危亦林“师古而不泥古”,在临床中勇于大胆尝试,灵活运用各种中医疗法。《世医得效方》中记载的疫病虽然较为分散,但涉及的病种广泛,他不仅收集了数百首治疗各类疫病的方剂,还不断探索更多创新、有效的疗法,记载了不少内外合治的案例,充分体现了危亦林在疫病方面丰富的临床经验。如治疗由山岚瘴气,或因饥饱失时,阴阳暴乱而致的干霍乱时,急用盐汤尽服数碗,以鸡羽扫咽喉间,令其吐而盐汤尽出则愈;治疗肌肉不仁、皮肤疡溃的疠风时,先用“麻黄根、地骨皮、草乌头及朴硝各二两,加之水一桶、椒一合、葱三十茎、艾叶一两同煎十沸”,运用浴法令汗解,5 日再浴后用温齑汤送服换骨丹,利恶物如脓血烂鱼肠则愈;治疗瘰疬时,用白芷煎汤,泡荆芥蘸洗,贴膏药后脓汁恶肉出尽,则将半夏、南星、血竭及轻粉以津唾调敷或用五倍子、海螵蛸、槟榔、乳香、五灵脂、麝香为末调敷等。
4.3    特色灸疗,应用广泛
        灸疗被医家们广泛认可为一种防治疫病的有效疗法,具有温阳补气、祛邪扶正、祛湿化浊之功,早在晋唐时期便开始了运用艾灸防治传染病疾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卷二十》中记载:“凡入吴蜀地游宦,体上常须两三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瘟疫毒气不能着人也。”在诗人韩愈的《谴疟鬼》中更是反映了当时对疫疟的治疗采用医师、灸师、诅师、符师四者相结合的医疗手段[14],说明对灸疗防治疫病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普及。危亦林在临床过程中也充分认识到了灸疗的重要作用,甚至采用灯火灸、隔盐灸、隔蒜灸等特色灸法进行治疗,将其广泛运用于各类疫病的防治当中。《世医得效方》中涉及的病证还包括阳毒、痎疟、下痢、疰忤、痨瘵、脚气、霍乱、缠喉风、瘰疬等数十种,极大拓展了灸疗的临床应用范围。如治疗沙证头额上及胸前两边皮肤的小红点,用纸捻成条或大灯草,微蘸香油于香油灯上点烧,在患处点灼;治疗霍乱时,将盐纳于脐中,即神阙穴,就盐上灸二七壮,立效;治疗瘰疬时,灸肘骨尖上是穴,若久病,则以蒜片贴在疬上,七壮一易蒜,多灸取效。
5    危亦林疫病观的当代价值
5.1    玉屏风散的当代价值
        玉 屏 风 散 在 现 代 临 床 的 内、外、妇、儿 等各科疾病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 2019 年暴发的COVID-19 疫情中,基于玉屏风散化裁的中医药防治处方更是发挥出了关键作用。全国共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在其公布的 COVID-19 疫情中医药防治方案中,运用了以黄芪、白术、防风这 3 味药为基础方的防治处方[15]。玉屏风散不仅是预防现代传染性疾病的良方,在日常感冒的防治当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素问·刺法论》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当自身的正气充盛,就能够抵御大部分的外来之邪,而黄芪具有益气固表的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也证实了黄芪总黄酮有清除羟自由基的作用,在提高机体免疫力方面具有一定的功效[16]。在儿童疫病中,玉屏风散的运用也十分广泛,除了在预防阶段使用外,疫病恢复期服用玉屏风散的效果也十分显著。在国家与各省卫健委针对儿童制定的诊疗方案中,疫病恢复期正虚邪恋或余邪未清之时,玉屏风散具有较多的应用频次与较大的使用价值[17]
5.2    灸疗的当代价值
        灸疗自古以来便是防治疫病的重要手段之一,如今也被广泛用于传染病的防治当中,包括流行性感冒、流行性出血热、肺结核、艾滋病、带状疱疹等,特别是此次持续几年的 COVID-19 疫情,艾灸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在临床中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疗效。用艾灸防疫有 2 种方法:一是将艾条在房屋内点燃,用艾烟芳香辟秽的功效起到消毒避疫的作用,也是早期阻断病源的有力干预措施;二是将艾灸作用于穴位,利用其温阳、益气、除湿的功效提高人体免疫能力,达到未病先防和辨证施治的目的。《肘后备急方》载“断瘟疫病令不相染,密以艾灸病人床四角,各一壮,佳也”,明确提出运用艾灸法进行室内消毒可以起到抑制传染的效果。在此次 COVID-19 疫情防控中,有武汉市武昌医院将艾灸烟熏作为防疫措施进行空气消毒的相关报道[18],可见灸疗的这一价值如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除此之外,艾灸在疫病发生后的治疗中更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江西省中医院抚生院区医生团队将热敏灸用于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的辅助治疗,对神阙、天枢等穴位进行艾灸,1 次 / 日,每次 40~60 min,取得了良好的疗效,能够有效减轻COVID-19 疫情患者的负性情绪,改善胸闷、纳差症状[19]。灸疗的优点众多,如所用到的灸条和灸具价格低廉;治疗过程中没有痛感,患者接受度较高;操作方法简便,非常适合居家防疫和居家康复中自行使用且有不错的疗效,所以值得作进一步推广。
6    小结
        危亦林系统地总结了疫病的病因分类,提出六气愆和、瘴疠之气和饮食劳伤是疫病的主要病因,并将疫病按照病因、症状、病位等分为温、燥、寒、湿、饮食劳伤 5 类。除此之外,他还详细地提供了治疫方剂的组成与相关诊治过程,为后世疫病的防治作出了卓越贡献。旴江医家危亦林编著的《世医得效方》一书,囊括了临床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记载了诸多极具价值的方药与治法,除疫病方面外,著作中还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值得深入挖掘,以助于指导当今中医理论与临床研究,从而进一步加快中医药振兴的步伐,具有守正创新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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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江西中医药》202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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